王言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不论是官，还是民，还是卡在中间掌握地方权利的大户，全都要改，全都要变。

镇压动乱，避免没脑子的人以身犯险，唯一的方法就是严刑峻法，杀一儆百。

那么同理，杀一百就儆一万，杀一万就儆百万。只要把敢于跳出来的凶人整死，只要在各个地方狠狠的整死一批人，那么剩下的就没胆子再多生事端，老老实实的工作生活。

何况严刑峻法的对面，是大大有利的条件，是只要好好工作生活，就能越过越好的局面。而不是王朝崩坏的末路时期，杀的越多越狠，反抗也就越激烈。

王言先以法治中央朝廷，把汴京内的各级文武官员都收拾了一个遍，在最高的中央层面统一了意见。而后以西北、杭州、开封府三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西军、北军共计抽调了三十万人，只留了十万兵力镇压各族。

现在打没了西夏、契丹，外族都已经不成气候，有一些兵力就足够。而且为了避免意外情况，王言还又一次的整顿了治理外族的官员，又肃清了一遍风气，避免这些官员过分的压迫、剥削外族，引起离心离德，最终武力反抗。

除了这三十万兵力，京城常驻的禁军也被王言调了十万兵力出去，再算上各地将要被编练的厢军，合计五十万大军。

他们被分散在大宋境内的各个节点城市，关键位置，互为援引。军姿不需专门后勤补给，因为他们被打散了，至多不过千人，少的地方也就百十来人。后勤很好解决，直接就食地方便是。毕竟这一次就是翻旧案，就是干地主。

王言这一次不准备宽恕，也没有出口。如果是他上任之前，范仲淹主政的时候，就顺利的加收了商税，清田、查人没有太大的出入，他是不会再大动干戈的。只要照章纳税，只要按照他的政令对待百姓，那就没什么事情。

但是可惜，他们没那么懂事儿，也就没那么好运。

这一次，王言已经不准备再清田了，他做的更狠，他要全部的土地都收归国有。虽然说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显然，也就是说说，王没有那么牛逼，因为他的意志贯彻不到最基层的土地上。但是现在王言做的，就是真的莫非王土，他这个王还是比较可以的。

现在大宋面临的所有问题，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就都能解决。

比如隐户的问题，解决了地主，查人口都是后续的工作。给钱让他们藏，他们都不藏，因为真分地，还更一步的降低了田税，现在的政策是只要十五税一，同时还废除了人头税，没了劳役，干活就是花钱雇佣。

比如缴纳商税的问题，敢上下勾结对抗的，就是这种有根基的人经营的产业。那些就是自己经营个小店铺过活的，基本没有反抗能力，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还要多交，活的相当艰难。没比种地的百姓强多少。现在这些有根基的人被整了，他们的商业税收自然不成问题。

比如地方官吏的贪污、勾结的问题，地方流氓被人雇佣行凶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把地方上有实力的家族给掀了，什么问题审不出来？就是审不出来，那还捏造不出来？这时候可没机会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论好坏对错，只分立场。只要站到了王相改革的对立面，那就要办了他。

比如盐铁茶酒等专卖物资的问题，有资质的全都是大家族，现在一样是连根拔起，什么阴谋诡计都没办法。

大军在手，民心所向，这大宋江山真就是宛若书画，任由王言随意涂抹。他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这就是他的权力的真实写照。

虽然如此激烈的反地主，会导致大宋的商业贸易等受到重大影响，但也不过是运转方面的问题罢了，产出是没影响的，销路也是没影响的。

可能有实力的人都被整死了，剩下的都不足够，但是那没什么关系。王言开了官办的商行，直接官方转运。同时又给没被波及到的商人提供贷款，让他们扩张产业，解盘原本的那些大户之家的商业遗产。虽然难免有些空窗期，但也没什么大问题，算是十分平滑的过渡。

当然这一样也是有问题的，在执行过程中，基层的官员仍旧会贪腐，仍旧会勾结。并且新培植起来的，哪怕不是地主了，但却是各种的商业资本，都是一样的要吃人。

但想要全都官办，那也不可能。毕竟现在的生产资料还远没有到‘极大丰富’的程度，官府还不足以包办。

王言彻底的扫平大宋境内的一切，从官府的组织结构，到社会的各种生产生活，全都改革了一遍，用了六年时间。

并且在这六年之中，打没了大理，打服了岭南诸夷，打进了交趾。同时还打的吐蕃称臣，让回鹘归附。

这就是王言强大的个人能力了，天下一盘棋，方方面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外面的战争，没影响内部的改革，内部的改革，也没有拖了战争的后腿。

两者反而是有促进的，毕竟内部不改革，不抄家爱，大宋支撑不住四面开战的消耗。

而在这六年中，地瓜、土豆等作物，已经推广了天下大半地区，粮食产量翻倍。并且他也将纸钞彻底的推行开来。

其实纸钞早都不再局限于西北以及外族了，随着商事的繁荣，再加上他开遍各地的钱庄，早都已经实现了流通，甚至一些百姓手里都有了纸钞，有全面推行的基础。

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在王言上位的那一年的科举考试，他的‘新学’成了考题。在随后的几年里，新学便直接成为了主流。而在六年后，新学已然是指导国家发展，指导个人谋身的最高思想。其中的务实求真等等观点，也已经深入人心。

总而言之，在他的手下，大宋已经再不是熟悉的大宋了，让所有人都感觉陌生，六年，好像是过去了六百年。那种蓬勃的生机，不必言说的强大，让人欣喜，也让人担忧。

只是王言还觉得不够，但别人却觉得已经够够的，够的不能再够了。

在开始的时候，赵曙是非常支持王言改革的，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国力的逐渐强大，超出了本来构想的强大，赵曙就有些心满意足了。

尤其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王言的声望就已经如日中天，军政两方的各种位置都被王言安插了不少人，赵曙抵抗了，但是没抗住，那些人全都因为各种的违法行为被王言搞下去的。

违法是怎么确定的呢？是王言拉着一帮人，一条条的重新定下来的。

当然也不可能是过分的律法，但是想找人的麻烦，家里的狗头生龙角都可以，何况还是抓到了错处，实实在在的证据给办下来的呢。

那时候赵曙就想刹车了，但是他发现王言已经不知不觉中左右了朝局，老臣被排挤，近臣不敢靠近，所有人闭口不言反对，事实上的成为了王言的一言堂。在民间，王言的声望更是高的恐怖。

出去随便走一走，十家百姓有十家供着王言的长生牌子。

赵曙不懂什么叫绑架，不明白当所有人都供奉王言的时候，纵然有人不想供奉也不行了，谁不供奉，谁就是异端。邻里要排挤，就连对王言极度崇拜的一些底层的官吏，也要收拾他们。

王言已经事实上的，将整个大宋的意识，带动的有些极端了。但这种极端对于王言的需要来说是好的，劲往一处使，大家就种地、生产、生活，一步步的提高产值，将大宋推向新的高峰。

但赵曙却害怕了，他的头疾发作的更厉害了。他开始明里暗里的搞一些小动作，他想要组织可以做到一朝散尽王言权柄的力量。

就如此，一直到了治平九年（1074年）的第一场雪落下，国朝统计了这一年从头至秋收的各种数据，粮食产量、税赋收入以及各种物资的生产增长等等，全都更比上年强，又是陷入了一片的欢欣鼓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