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杨国龙不能抵御属民压力,迷迷糊糊的东西就全盘照搬。
而是他拿着元帅府的土地政策看了整整一个月,发自内心地认同刘承宗的政策,并且认为这玩意比封建土司经济剥削属民更有效率……属于大家都很高兴。
他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他一年才能征上来一斗粮,不到五十斤。
而人家刘承宗就用了一点银子,一亩地就征上来快五十斤,给你银子你还得再从官府手里买其他的东西,银子又回去了,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盘剥效率?
怪不得人家靠十二万农民能养好几万常备军,他十二万人就只能养常备军两千二。
杨国龙疑惑了很久,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高兴,否则从前的老祖宗们早就这么干了,直到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很久,才意识到想这么剥削百姓,需要的门槛儿非常高。
就一个铁制农具,就把九成土司都劝退了,根本不用考虑后面耕作、开采、制作的技术门槛,只有跨过这些门槛,还需要后续的良种、社学、兽医、医师、商贾等等专业人才的配合。
即使是以目前高度繁荣的卓泥土司领,很多地方也跟不上,但这一切对杨国龙的诱惑太大了。
最关键的是这种集体劳作、依照地势以村庄为单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跟土司经济完全吻合,农田征粮食和猪,牧区征酥油和牛羊;林地征木材、木炭和土特产;还有产铁的村子就一年交铁锭二十斤,产金子的村庄就一年交金子二十两。
卓尼领地的头人们都是计划这些东西的行家!
这一切简直是绝配。
毕竟刘狮子本身就是个大土司,整个河湟实际上是他通过战争打掉了地主、僧人、官员、土司之后高度集权的产物。
杨国龙甚至还想学元帅府推广种痘,从秦州高价聘了一名痘医,但他的运气不好,那痘医才种了三个人就死了一个,畏罪逃回秦州,气得杨土司哇哇大叫。
不论如何,今年卓尼土司把洮州的土地统统均掉,在官寨里看着春耕,美滋滋等着秋天丰收盘剥属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均田买赋,是要银子的。
哪怕那些银子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回到土司手里,也是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银子的,卓泥土司家族是有些财产,但从哪儿搞来十几二十万两的白银买粮食啊?
就在杨国龙为大笔白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发生在隘口外面的战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里有十几万叛军,这些人在西征路上攻破了几十个县城,带着大量黄金白银没处花,杨国龙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叛军的各路首领通常无意于跟土司为敌,只要土司不出兵,他们也乐于井水不犯河水,专心与官军周旋,不过在这里头有个首领比较特殊,就是西营的八大王张献忠。
因为别人都带家眷、有民夫,只有张献忠实行的是绝对精兵政策,他的民夫都是就地强征,东西运到就打发人滚蛋,绝不养闲人。
这种法子在过去还行得通,可到了秦岭西段,没有城池和村庄供他劫掠,周围还都是不缺钱的友军,情况就尴尬起来了,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黄金白银。
实在是土司都是鸟不拉屎的山地里进不去,否则张献忠都快饿死了,一定要打。
张献忠和杨国龙,就这么看对眼了,偏偏杨国龙手上这会儿也没啥粮食,他还想把张献忠留到秋天,这才派人跟张献忠联络,允许他两个营驻扎在土司领地的隘口外,并邀请他进入领地。
二人一番商谈,一拍即合,张献忠当即给刘承运写信,请求借河州卫休息,而且愿意帮忙打仗,反正他本来也需要打官军抢点粮食。
而二人商谈中最重要的约定,就是张献忠驻军河州卫之后,等到秋收,用高出市价一半的白银,购买粮食八万石及草药、纸张、器物,有了这笔白银,洮州的均田买赋就被盘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