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挑选了队伍里两名最沉稳、擅长交际的战士，由阿木和岩沙引路，装扮成收山货的汉人商贩或走方郎中，分批、分路线地走访周边村寨。他们的任务有三：一是宣传日军使用化学毒剂的暴行和简易防范、解毒知识（带着胡老扁编写的通俗小册子）；二是暗中打听日伪军的动向、兵力部署、物资运输路线；三是寻找可靠的、愿意以山货药材交换盐铁布匹等紧缺物资的渠道。

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且充满风险。周边村寨同样对外来者充满警惕，尤其是汉人。有些村寨甚至暗中与山外的日伪维持会有不清不楚的联系。王雷派出的“商队”几次遭遇盘查和冷眼，有一次还差点被当作奸细抓起来，幸得阿木和岩沙用苗语周旋，又亮出少量真正的药材（作为掩护），才得以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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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付出总有回报。半个月后，一条相对稳定的、以物易物的隐蔽渠道，在距离苗寨三十里外的一个汉苗杂居的圩集（非日占区，但有三五个伪军收税）初步建立起来。游击队员们用带来的少量食盐、针线和从苗寨换来的珍贵药材（如天麻、三七），换回了一些急缺的棉花、粗布、火镰和少量铁器。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圩集上形形色色的人口中，拼凑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日军在东南方向的主要据点加强了守备，似乎在提防山区反抗力量；有传言说一支“皇军防疫部队”在更西边的某个地方设立了新的“研究站”；此外，关于“神医胡老扁”的悬赏，似乎仍在一些地方贴着，但关注度似乎有所下降——毕竟战乱年代，悬赏告示很快就会被新的通缉令覆盖。

王雷将这些零碎信息仔细记录、分析。他知道，真正的扎根，不仅要能获取情报，还要能消化和运用情报，甚至主动出击，干扰敌人。

目前力量尚弱，主动出击不现实，但预警和防范必须跟上。他与苗寨头领商议，在几个关键的山垭口和通往苗寨的险要处，由苗寨和游击队共同派出暗哨，日夜轮值，建立一套简单的烽火或响箭警报系统。

生活也在适应中慢慢步入一种粗糙的“正轨”。红牡丹带着两名心灵手巧的战士，向苗家妇女学习辨识可食的野蔬、菌类，用换来的粗布缝补衣物，甚至尝试用简陋的工具纺线。

柱子除了协助胡老扁，也带着身体渐好的山猫等人，在苗寨允许的范围内开辟了一小片菜地，种下带来的萝卜、白菜种子，并向苗人学习套猎、捕鱼，补充肉食。

敌后的生活，艰苦，寂寞，充满不确定性。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让这条刚刚扎下的“根”，变得更坚韧一些。

然而，扎根的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正在涌动。

这天傍晚，阿木和岩沙从一次外围侦察回来，脸色有些不对劲。他们向王雷报告，在距离圩集不远的一个偏僻山坳里，发现了几处新鲜的马蹄印和车轮印，还有丢弃的日本香烟盒和压缩饼干包装纸。

痕迹很新，不超过两天。从方向判断，那些人马似乎是在……有目的地向着苗疆深处勘测路线，而非一般的巡逻或运输。

“人数不多，大概七八个，有马有车，不像普通日军小队，倒像是……勘探队或者地图测绘人员。”阿木根据他猎人般的观察力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