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有的算法已经用了很多年，在歼-20上验证过无数次，可靠性毋庸置疑。

但现在面对的是全新的飞行包线——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攻角，更极端的机动。原有的算法，确实不够用了。

肖镇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采用多模态自适应滤波，根据飞行状态实时切换滤波参数。在稳态巡航时，用强平滑的滤波，保证数据稳定；在机动时，自动切换到弱平滑模式，保留瞬态特征。

“这个思路理论上没问题，”团队里最年轻的那个博士说，“但切换阈值怎么定？切换过程中如果出现震荡怎么办？”

肖镇在黑板上画了几条曲线：“你们看，这是我们从航天飞机再入段数据里提取的特征。再入时的大气密度变化，比战机机动时的气流变化还要剧烈。我们当时采用的办法是……”

他讲了一个小时，年轻的博士们记了满满几页笔记。讲完后，有人鼓掌。肖镇摆摆手：“别急着鼓掌，先做仿真，仿真过了再说。”

仿真持续了一周。

第一轮，失败。切换点出现震荡。

第二轮，调整阈值，震荡减轻，但还有。

第三轮，引入预测补偿，终于稳定了。

第四轮，加入极限状态测试，通过。

第五轮，第六轮，第七轮……

当最后一个仿真数据出来时，已经是深夜。肖镇揉着发酸的眼睛，看着屏幕上那行绿色的“PASS”，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旁边的小博士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肖总，成了！”

肖镇笑了笑，拍拍他的肩：“别高兴太早，仿真是一回事，真机是另一回事。后面还有的是工作。”

但心里，他是有底的。

半个月后，新的飞控算法装进了那架银灰色的验证机。

试飞那天，肖镇没有去现场。他站在研究所的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曲线。杨卫东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支笔，笔帽都快被他捏变形了。

“起飞。”耳机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

屏幕上，飞机滑出，加速，腾空。

然后是各种机动动作：爬升、盘旋、俯冲、横滚……每一个动作的数据都实时传回来，在屏幕上画出复杂的曲线。

肖镇死死盯着那几根关键的曲线——攻角、舵面响应、传感器输出。

它们平滑地跳动着，没有任何异常。

“进入极限状态。”飞行员的声音依然平静。

飞机开始大迎角爬升。六十度，七十度，八十度……

屏幕上的曲线开始剧烈波动，但依然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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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稳住……”杨卫东喃喃自语。

八十五度。

曲线抖动了一下，但很快被飞控系统压住。

九十度。

这是理论极限。再往上，就是失速区。

飞机在九十度攻角保持了五秒，然后缓缓改平。

“通过。”飞行员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新的飞控，稳得很。”

监控室里爆发出欢呼声。小博士们互相击掌，有人甚至跳了起来。杨卫东松开那只被捏变形的笔，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他转过身，看着肖镇，眼眶有点红。

“老肖……”

肖镇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他靠在椅背上，忽然觉得很累，但又觉得很轻松。

窗外，成都的天空依然灰蒙蒙的，雾气和云层混在一起。但他知道，就在那片云层之上，那架银灰色的战机正在翱翔，正在测试着他们这些日子心血的结晶。

晚上，杨卫东在研究所的小食堂里摆了一桌。没有酒，但菜很丰盛——回锅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水煮鱼，都是地道的川菜。

“老肖，这半个月辛苦你了。”杨卫东以茶代酒，敬了肖镇一杯。

肖镇喝了一口，辣得直吸气，但心里暖和：“老杨，咱们之间，不说这个。”

杨卫东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说实话，你觉得咱们这六代机，和美国的比，怎么样？”

肖镇想了想，认真地说：“我说不上。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前几天我看资料，美国那个NGAD项目，到现在还没完成原型机试飞。咱们已经飞了两架验证机，而且一架比一架改得好。”

杨卫东笑了，笑容里有骄傲，也有感慨。

“是啊，不容易。”他说，“从歼-5到歼-36，走了几十年。”

肖镇举起茶杯：“来，敬这几十年。”

“敬这几十年。”

茶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

饭后，肖镇给香港打了电话。

先打给太平山。秦颂歌接的，肖亦华在旁边咿咿呀呀地喊“爸爸”。

肖镇问了家里的情况，又问双胞胎在上海怎么样。秦颂歌说都好，让他别惦记，忙完正事要紧。

“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快了，再收个尾就回。”

挂了电话，又打给深水湾。李富真接的，声音温和。她说李御韩最近在准备一个学术会议，忙得很，但一切都好。肖镇说替我问御韩好，让他别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