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像无数个等待她再来的日子那样，送她走掉。

说的简单，实际上第二阶段的严苛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药品的副作用让我觉得非常痛苦，本来熄灭下去的攻击性变得更加强烈了，我们被约束在床上，避免我们暴起伤人，就这样过了几天，身上都有束缚的淤青。在这样强烈药物的侵蚀下，很快有了第一个死亡案例，就是任佳，药物加速了癌症的扩散，她走了。

然后是多个人出现肾衰竭，进行了透析，我也在内。有人提出中断实验，得到了否决的意见，实验室内安保也非常严格，我才意识到这里是关押我们的牢笼，可能我没办法活着走出这里了。

杜淳的身影也再也没出现过。

除了用药还有许多仪器的照射，在一起被放射性光线照射后，我昏昏睡去，再一次醒来时又要开始用药，拒绝服药的话就会被强灌。我们的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死，大脑的病变也在加剧，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终于在一次服药时，我和护士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我攻击了她，我的愤怒和攻击欲望太强烈，我没办法压制住，结果是遗憾的，我给她带来了一个口子，她很可能也会成为感染者。

有了这样的例子，很快，内部鉴定我的攻击性评级到了s级，已经是直接流放的水平了。

“如果动手术切除的话，那么就不用被流放，由亲属照料就行，只是你可能无法自理。”

医生来看我，询问我的意见。

我是个失败的案例，药也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我回答。

“流放。谢谢。”

很快意识又模糊了，我又沉入了无尽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