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一家居住的半地下室和董事长一家住的豪华别墅直观的展现了贫富阶层之间巨大的物质差距。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居住环境、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方面，更深入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小说中所表现的这种差异与矛盾在现阶段的香江社会体现的已经非常明显，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更加明显。
《寄生虫》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剖析开如今香江社会最底层的矛盾，带给董桥的震撼是巨大的。
他一向自诩是社会精英，总会对社会抱有一种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有时候会以高高在上的说教的形式展现，但也不能否认他们的初心是好的。
“一定要拍啊！”
董桥又叮嘱了林朝阳一句，林朝阳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距离小年还有两天时间，《寄生虫》上架香江各大书店的书架。
受惠于明报出版社半个月来的宣传，这天上午许多林朝阳的忠实读者自发来到书店购买这部小说。
读者的数量当然没办法跟国内那种大排长龙的场面相比，但连续不断的人流和排队结账的读者已经是香江的书店里难得见到的景观了。
也是在这天的上午，《明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特稿——《香江社会的一剂良药——谈小说<寄生虫>》
文章中这样写道：
“初读《寄生虫》我总有种熟悉的感觉，回想半天，才想起这种感觉来自于初中时所读的《变形记》。
这部由卡夫卡所创作的小说虽与《寄生虫》在内容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在叙事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比如那贫乏物质生活带给人的感官上的冲击，比如两部小说不约而同的都写到了人因环境而产生的隔离和冷漠……
董事长家的豪宅代表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老金一家居住的半地下室则代表着贫穷、卑微和边缘化；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气味”代表的同样是阶级的差异和底层人民身上无法摆脱的贫困印记。富人对穷人身上气味的嫌弃，反映的是阶级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穷奢极欲，追求享乐，肆意浪费，整个社会沉浸于肤浅的、虚幻的繁华之中，难以自拔。
《寄生虫》如同一把匕首，以他锋利的刃刺破了香江社会最不堪的一面，给这个腐朽的社会以最深刻的批判。
所有看过这部小说的读者将不得不思考社会公平、贫富分化这些宏大的命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一定会成为香江社会的一剂良药。”
《明报》日销过十万份，是香江大报，也一直为香江社会各个阶层所追捧。
《香江社会的一剂良药——谈小说<寄生虫>》这篇文章刊登当天便在广大的读者群体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一直以来，香江的纯文学式微都是社会各界有目共睹的，少有作家能以纯文学作品吸引大众视线。
哪怕是很多成名作家，也不得不在作品之中加入更多的通俗元素才能以文字糊口。
林朝阳的出现是个极其诡异的例外，《明报》以头版特稿的形式发表的这篇对他新作的书评，足以说明对《寄生虫》这部作品的重视。
同时书评中对于这部作品评价极高的溢美之词也让这些读者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书评刊发的第二日，香江各个书店内前来购买《寄生虫》的读者更多了。
这些人里有人本就是林朝阳的读者，也有人是因为《明报》那篇书评而来的。
成千上万读者的追捧，让《寄生虫》这样一部严肃文学作品产生了超越一般通俗文学上市所引发的反响，销量更是节节攀升。
小说上市三日，销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500余册。
这个数字放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并不起眼，但对于香江这样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港口城市来说，却几乎算得上是一个销量奇迹。
《寄生虫》的热度空前，很大程度上也与《楚门的世界》也有关系。
当初《楚门的世界》为香江赢得了国际性的荣誉，许多市民都以这部影片为荣，爱屋及乌之下，自然也对林朝阳以及他的新作品先天的就抱有极大的好感。
除了市民和读者们的热捧，《寄生虫》上市后也很快受到了香江文坛的关注。
《明报》上的那篇《香江社会的一剂良药——谈小说<寄生虫>》是由董桥执笔所写的，文章中虽然赞美的内容有很多，但却并未言过其实。
许多文坛同行在看完了林朝阳这部小说后，回看董桥的这篇文章内心无不深感认同。
近二十年来，香江社会的高速发展固然造就了经济神话，惠及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
但人们不能忽略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市民是被这种高速发展抛下的。
别的不提，仅仅是小说中所描述的老金一家所住的“半地下室”，哪个香江人看到不心有戚戚？
对于很多香江人来说，哪怕是半地下室已经是“优渥”的住房了。
经济是发展了，但普通市民的工资涨幅却远远无法追上房价的涨价速度。
多年来，政府同开发商大刮地皮，实行高地价政策，靠卖地皮维持庞大的开支，至今尚盈库存几百亿港元。
高地价肥了政府和开发商，却苦了贫民百姓。
这些年来，香江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亿万富豪，大多是靠着地产发的家。
这些地产大亨赚的钱里，又有多少是民众们的穷极一生的血汗钱。
即便如此，那些能以一生的血汗钱买到一块立锥之地的普通民众已经算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幸运儿了。
一呎上千元的畸形房价，让更多的人只能望楼兴叹。
一方面是空置的数万个单元无人居住，一方面是上百万人仍住在危险的木屋区和如九龙城寨这般的贫民窟。
还有那些在码头和天桥的廊下露宿的流浪者，无不在用他们的境遇诉说着这座城市底层人民的血泪史。
八十年代的香江在那些影视作品中，似乎永远是那样的繁华祥和，却没人关注过这座城市背后的伤疤。
短短几天时间里，刘以鬯、舒巷城、西西等多位知名作家陆续在多家报纸上发文盛赞《寄生虫》。
八十年代不仅是内地文坛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香江文坛的黄金期。
在度过了七十年代的“阴暗期”后，八十年代以来香江文坛出现了难得的蓬勃发展机遇。
包括香江文学艺术协会等一系列的文学团体成立，《文艺》《当代文艺》《素叶文学》等文学杂志纷纷创刊，青年作家陆续涌现，香江文坛一片朝气蓬勃。
在这样积极的大环境下，这些作家的声音比以前更能够让民众们听的清晰、真切。
在诸多发文的作家中，尤以刘以鬯在《明报》上发表的文章赢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可和赞誉。
他在文章中说：
“《寄生虫》中最后爸爸老金躲进了豪宅的地下室成为了‘寄生虫’，儿子写信说会计划新的生活，把那座豪宅买下来，让老金正大光明的走出来。
可这一切只是儿子的美好想象，那种美好的想象与苍白的现实所产生的碰撞比之前的爆裂的杀戮更震撼人心了一百倍。
让人在阅读过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留下满地的震撼与沉思。
我以为林生是内地生人，于香江社会总难以亲近、关切。
然而《寄生虫》一书所展现的对香江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却是许多香江土生土长的所谓‘本土作家’望尘莫及的。
他如同一位执着手术刀的精诚良医，精准剖开了香江社会贫富差距的脓疮，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社会阶层的矛盾与对立赤裸裸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吾辈拍马难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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