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林朝阳的这种收入是不敢想象的。

这年头一篇中篇小说的稿费通常三五百块钱，发表之后出版得看运气，印数稿酬什么的就更不能指望了。

即便是卖出10万册，也不过20%的印数稿酬。别看现在国内读书气氛浓厚，但一般的图书想卖到这个销量其实并不容易。

《高山下的花环》在半年时间里狂销超过二百万册，是天时地利人和，哪怕是放在人文社这样的国家级出版社里，也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我们社里最近还有人说呢，当初真不应该把《高山》这只下金蛋的母鸡给放跑。

不过我们还有《赖子的夏天》，社里最近在张罗给《赖子的夏天》开座谈会。

过段时间应该会跟你聊《赖子的夏天》的出版事宜，又是一大笔稿费。”

祝昌盛是《当代》的编辑，并不负责人文社的图书出版业务，所以只是给林朝阳漏了个口风。

林朝阳摇了摇头，说道：“哪儿就一大笔稿费了。你还当《赖子的夏天》的销量能跟《高山下的花环》一个水平？你们杂志卖了多少，你又不是不知道。”

《赖子的夏天》发表在今年《当代》的第二期上，头条发表、一期发完，待遇是独一无二的。

小说发表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在评论界的反响，几乎是一片赞誉。

主要原因，无外乎是林朝阳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成熟技法，让评论界看到中国文坛诞生了一部意识流文学杰作。

要知道在此之前，国内尚未诞生过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识流文学作品。

而且林朝阳在小说中很好的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创造出了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独特作品，这更让评论界感到惊喜。

当评论家阎刚喊出“中国式意识流文学”这个概念之后，便迅速收到了同行们的回应。

各种评论文章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国内各大文学杂志和文学评论杂志的版面上。

这几个月时间里，“中国式意识流文学”这个名词红遍了中国文学界，人们热衷于评价和谈论这样一部具有话题的优秀作品。

文学界对于《赖子的夏天》的热捧，不断向外扩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群体，许多原本对于意识流文学并不感兴趣的读者因为那些花团锦簇的评论文章选择了阅读这部小说。

这些读者的支持，也助推刊载《赖子的夏天》的《当代》第二期最终销量定格在了53万份上。

这个数字对于《当代》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在这一期之前，《当代》的销量仅有13万份。

仅仅一期之隔，销量暴增超过300%，对于任何一家刊物来说这都是相当可怕的记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赖子的夏天》居功至伟。

有了这样巨大的成功，《当代》和人文社自然想把和林朝阳的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这段时间以来，祝昌盛隔三差五就登门拜访林朝阳的原因也在这里。

当然了，40万份和300%这个增幅固然可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有《人民文学》《收获》横在面前，《当代》的这个销量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且跟《赖子的夏天》在文学界、评论界所引起的强大风潮比起来，这部小说在普通读者和更广大的民众当中所引起的反响就要小得多了。

在这一点上，《赖子的夏天》与《高山下的花环》正好形成了对比。

林朝阳很清楚，未来《赖子的夏天》如果出版，在文学界和一些文学爱好者那里的评价和口碑一定会很高，但若论及销量，恐怕也很难跟《高山下的花环》相提并论。

《高山下的花环》的逆天销量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加持的，在这一点上《赖子的夏天》难望其项背。

“不提稿费和销量了。说了半天，跟我谈谈你的构思吧。”祝昌盛央求道。

“跟你说了还在酝酿嘛，没想好呢。”

“那你啥时候能想好？”

“那我哪知道。”林朝阳被他追问的有点不耐烦，“我小说可没说给你们。”

祝昌盛跟章德宁不一样，他老奸巨猾，听着林朝阳这么说，也不着恼。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了想法可以跟我说说嘛，我给你参考参考，我老祝好歹也从业二十多年了。”

“等有想法的。”

“行，那等你过两天想好我再来。”

如果说章德宁的组稿风格是直来直去，刘昕武的组稿风格是杀人不见血，那么祝昌盛的组稿风格就是狗皮膏药，让人想对他发脾气都发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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