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1963年1月8日

广州

欧淑芬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把孩子哄着，她无力地靠在床头，面容憔悴，神情木然，才几天的时间，仿佛有一把巨锤一下就把她击入深渊。

那天是新年的第二天，她高高兴兴给孩子穿上新衣，正准备抱着孩子上街逛花市，丈夫接了个电话，说回处里开会。临出门，他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她还推着他往外走，说快去快回，晚上回来吃饭，田之雄怔怔地看了看她，就匆匆忙忙出了门。

她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自从与田之雄结婚，类似的情况她早就习惯了，哪怕是半夜，他都有可能匆匆忙忙出门，没几天又会悄无声息回来。有时还给她带些糕点，像许多的广州女孩子一样，她爱吃甜食。

她父亲在她上初中时就去世了，给她和母亲在芳村留下了一间破旧的小屋。母亲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善良、勤劳但身无长技，只好替人家帮佣供欧淑芬上学。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的她放弃了考大学，转而投报了省警校，因为警校不收学费，还发制服，这样母亲的负担会轻许多。

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实习期满，就在档案室上班了。在那个年月，能在公安机关工作，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这不仅意味着你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还说明你公正、清廉、有威信。人们会以信任、羡慕和敬畏交杂的目光注视你，会在对你警察身份的称呼前冠以“人民”二字，或者简称你为“民警”。

可欧淑芬没那么高的志向，也没有如田之雄那样的使命感。她相貌平平，身材瘦削，警服穿在身上总显得肥肥大大。她就是个典型的广东女人，像小鸟衔窝一样，一点一滴地添置家里的东西，即使在最困难的前两年，也每天想办法煲点汤给他的男人喝，最大的梦想就是经营好自已的小家庭。

她从没觉得作为一名公安人员有什么特权，就觉得与普通坐机关没什么两样，每天朝九晚五，每周休息一天。但她从内心里热爱新社会，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新社会让她和她母亲这样的穷苦人翻了身，成了社会的主人。因此，对于那些胆敢颠覆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特务、反革命、坏分子，她从心里厌恶痛恨。一旦革命需要，她也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保卫胜利果实。

她与田之雄认识，是处里的一个老大姐介绍的，那时田之雄已三十岁了。在此之前，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那个小伙子追求过她。她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精干利落的小伙子，半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两年多后他们又有了儿子。

他们结婚时，田之雄身无长物，除了每月发的微薄工资，只有公家发的一床旧的军用棉被和几身警服，是田之雄单位给他们分了一间单元房，他处里的同志凑钱买了些生活用品，才让他们有了一个家。

多年警校的教育和公安工作的熏陶，使她对丈夫的工作多少有些了解，尽管田之雄回到家从来不说工作上的事，这并不妨碍欧淑芬对她丈夫的爱甚至上升到崇拜。她知道他丈夫从事的是公安事业中最艰险、最无畏、最忠诚的政治保卫工作，况且她丈夫还是个孤儿，理应得到更温暖的家庭、更多的关怀，以使他在工作中不分心、不烦恼。因此，她的体贴入微、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勤快能干在省厅宿舍小区里有口皆碑。连跟她一块住的母亲都每天容光焕发，为她的女儿和女婿倍感自豪。自从儿子降生，欧淑芬更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身子也显得圆润了些，眼里常蕴含着母性的光辉。他丈夫特意给孩子取名叫田正义，因为孩子的父母都从事正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