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创作词的门槛，但也使得词的传唱难度加大。即使是广为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无法严格遵循当时的韵律，令当时的歌女们十分头疼。

至此，词与传唱开始逐渐分离，很多词已经无法再唱了。

对于词的理解，李清照主张强调协律，崇尚典雅，甚至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坚决反对用写诗文的方式来创作词。

在当时的大家中，周邦彦既懂音乐又规范了词曲的音律，他的观点与李清照的观点较为接近。

这时，苏墨的《青玉案·元夕》忽然流传开来，虽然这首词依然能唱，但显然也是走以文入词的道路。

这引起了李清照的高度警惕，她害怕会出现第二个苏轼。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啊。”

看着认真表情的李清照，苏墨有些哭笑不得。据说在几年后，李清照的不满达到了顶点，直接撰写了一篇《词论》，化身大喷子，把宋代诸多大家喷了个遍，人送外号“李怼怼”。

例如，她说柳永的词虽适合音律，但词句过于俗气；王安石、曾巩的文章有西汉古风，非常高雅，但如果他们写词，恐怕只会“让人倒胃口”，因为那样的词根本没法唱！

“不应该担心吗？”

李清照气鼓鼓地反问：“公子您天赋异禀，以文入词或许也能流传千年。但如果人人都去学你，该怎么办呢？”

“那就让他们学吧，创新才能推动发展。如果词与曲调不合，为何不去调整曲调来适应词呢？”

苏墨笑着回答，神情洒脱。

辛弃疾确实是采取以文入词的方式，还经常暗讽朝政，引用典故之多令人惊叹。但他不同于苏轼的是，辛弃疾懂音乐，他的词是可以唱的。

遗憾的是，辛弃疾的影响实在太大，后来的辛派弟子们虽没有辛弃疾的才华，却盲目效仿他以文入词，结果新词完全失去了传唱性，词与曲子彻底分道扬镳，词传播的基础也随之消失。

尽管如此，即便词的唱法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消亡，但苏轼、欧阳修、辛弃疾等人的词作因其文以载道的魅力，仍然名垂青史。

“推陈出新？你说的是借鉴淮阴侯韩信的故事吧？真是让我耳目一新。”

“至于调整曲调来适应词，岂不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