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四年，也就是西元1509年，皇帝朱厚照已经十九岁，按照古人的算法，说他是二十也是可以的。

距离上一次的良乡之战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除了京师这一路的战事，西北榆林、宁夏的战事在杨一清和王守仁的指挥下也顺利获胜，不过没有抓到火筛，火筛带着千余残兵逃回草原，时刻还要防备着明军会不会再来一次‘剿套’。

京师方面。

杨一清在西北战事结束以后，卸下三边总督的担子，回到了内阁的值房里协助皇帝处理朝政。

按照皇帝在正德三年大朝会之后的梳理，内阁之中也普及了‘职责分工’这个新概念。

杨一清比王鏊、王炳都更早入内阁，自然可称首揆。既然是首揆，担子都会重一点。皇帝要求他主要联系吏部、兵部、礼部和通政使司。

王鏊则负责联系户部、少府、工部事务，王炳负责联系刑部、大理寺、都察院。

同时他们两人都有协助杨一清的职责。

所谓联系，这个词很妙。

它只在‘重大事务’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比如说马政，战马是这个时候的‘战略物资’，自然属于重大事务。

马政归属太仆寺管辖，太仆寺隶属兵部。朱厚照在处理马政相关事务的时候，就会要求内阁首揆、兵部堂官、太仆寺卿都要参加。

这样就能形成一种‘重大事务’都有内阁阁老牵头处理的局面。阁老是百官之首，能调动的人员、资源都无可比拟，手中所负责的‘重大事务’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家战略，任谁也轻易不敢违逆。

除此之外，因为马政涉及到银子、修缮一些建筑，那么就需要户部、工部一并参加。

而对于特别特别重大的天字号事务，例如河套军管区，那么就是内阁、六部全部参加。

因为王鏊、王炳本身也有协助首揆的职责，碰上事情的时候按要求都要全力配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推诿、不配合、不是自己的事情拼命的往外推这种现象，这就属于政治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的摩擦与磨合，不闹大没事，闹大了之后自然会有皇帝来解决。

对于朱厚照来说，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定点到人：是什么事情，就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出了问题，能知道找谁。

所谓人人都管，就是人人都不管，上百号臣子在奉天殿七嘴八舌说一通，结果没人真的去干，或者干出问题来了没人负责，那就很不好。

这种责任体系的重塑，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不要指望这样就能去除原本官僚体系中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腐现象等等弊病。

但是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在面临重大事务的时候，可以让皇帝的意志有效的贯彻，因为它在层层推导，推不下去的情况当然会有，但没关系，过一段时间皇帝会问的。

一旦实际的效果不理想，就会促使链条上的官员出现‘不得不欺上瞒下’的冒险行为，从而迅速推高他的政治安全成本。

简单的说就是：胆子大你就骗。

这样会比‘政令不出紫禁城’的情况要好很多，也比让一众官员闲着没事儿干要好很多。

朱厚照是更习惯于这样，他现在的早朝已经变成三日一次，而更多的政务处理形式变成了以他宣召责任官员为主。

这样一来，正常的政务有文官体系处置，而皇帝会抓住重大事项，整个国家自然就有人在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