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我和你说这么多，其实是告诉你，别看那些地主貌似知书达理，满口仁义道德，

实际上他们对底层农户的剥削是非常苛重的。商业利润率和高利贷利率都是以地租率作为最低界限的，否则商人和高利贷者宁愿专门收租税当地主，也不会去冒赔本倒账的风险！」

孔绍安点了点头，这些他其实都知道。根据下乡工作队的调查数据，目前胶东四县除了实物定额地租，还有类似于保证金性质的押租，甚至还有预收租钱的情况。

未来的人也许会在史书上看到某位名人在乡间的时候，率领佣保力作，且耕且读，田园牧歌，读书吟诗，好不惬意。可事实上，他们的惬意和悠哉都是建立在贫苦农户的血汗之上。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一般地租率就在五成以上。而由于「永佃制」的流行开来，使得底层农户负担更重。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分离，在南方叫田骨田皮，在北方叫田底田皮。在后世土地交易一般讲的是使用权的买卖，而这年月却是要分开谈。很多大地主拥有的上千数万亩地很可能只是田皮，而并非所有权。

以上好的水浇田来说，田皮会比田骨还要贵；于是只要获得了耕种权，那么转手就可以佃出去，获取不菲的利润。对于底层农民来说，他在获得收成后，首先要给土地所有者一笔额租，然后还要给耕种权所有者一笔皮租。虽然两者高低根据土地丰瘠情况各有不同，但也使得贫者愈贫。

福建人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就有出海下南洋的风潮？无他，就是因为皮租太高。本来就耕地不足，八山一水一分田，有些地区的皮租甚至超过了额租的数倍，导致越种地越穷。

北海镇要想将关内土地收为公有，光拿到田骨是没用的，甚至暂时拿不到都没关系，田皮才是最关键的。相反在关外就没有这个问题，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自己提供；说句难听的，赵新一开始招收流民，他要把地租规定成「倒三七」都有人抢着干。

多新鲜啊，什么生产资料都不用出，而且拖拉机的工作效率还那么高，流民所付出的只是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辛劳，就能获得比关内更高的耕种利润，而且还能拿到五十亩地的永佃权，傻子才不加入呢！

陈青松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孔绍安也有了些想法。

「陈老师，那我回去就先从减租入手，您觉得如何？」

「唔......光是减租恐怕不行。你要小心货币权力对公权力的腐蚀，不把这条线斩断，减租减息是搞不起来的。再有就是地主对农村商品经济的控制，这块阵地我们必须拿到50%才行。决不能让他们既控制商业资本，又控制高利贷资本！」

「我明白了，不能让他们在地租、商业利润和高利贷之间互相转化。」

说起地主放高利贷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此人是康熙时期有名的学者，曾任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话说徐家在昆山放高利贷那都名标史册了，当他被弹劾归家后，明珠的外甥为了报仇，搜集徐家的罪证，其中就有放五分利的印子钱，徐乾学被吓得吐血而死。

可到了乾隆时期，五分利算个屁啊！十分利都有。

清廷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要求最高月息三分。但把持着从城市到农村高利贷市场的地主士绅们却上下其手，使之成为具文，有些地方百分之百的年息已经成了通常现象。至于京城供官吏行贿买官之用的「京债」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要知道这年月读书人只要开始进京赶考，就一定会和钱铺、账局打交道。

北海镇之所以会对所有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提供一笔津贴费，也是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会借高利贷，最终引发权力货币化。

孔绍安在经过这次谈话后终于认识到，他要做的绝非是单纯的减租减息，而是一场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政治的革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被波及，无

人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