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国人采取阴谋、暴力之方式改朝换代，一种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的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问题时，都会陷入一个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统治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须建立乃至维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造成这一困境的，是源于汉景帝时期的一段对话，后来被司马迁写在了《史记》里。汪中讲的第一段就是这件事。

当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跟前讨论了一下什么叫“君臣大义”。结果自此之后，关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区，汉代以后的学者们都不敢再碰。大家唯一敢喷的，就是上古三代真是好啊真是好，被咱们取代的前朝真是渣啊真是渣！

二人争论的实质是政治合法性中“形式”和“目的”之间的冲突。辕固生从目的来论证汤武受命的合法性，黄生从形式来论证汤武弑君的不合法性，而作为裁判的汉景帝则处于“臣妾做不到”的境地。

先秦诸子早期的政治合法性采用了“天命论”的方式，也就是将自己的祖先神化，他们作为神的后裔也就自然而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其重点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过随着“桀纣”这两位著名暴君的出现，目的取代了形式，黄老之说的“天道”和“道”这两个概念占据了政治合法性讨论的中心地位。

如果汤武诛桀纣是合法的，虽然汉可以就此证明其取代秦的合法性，然而他人亦可以之论证取代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造刘家的反那是应当应分的；如果是不合法，那么把刘邦置于何地？他可是秦朝的亭长，妥妥的乱臣贼子。

陈青松若有所思的听完，汪中随即又讲起了第二个典故，那就是发生于雍正七年的“曾静投书案”。这事很多后世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陈青松也知道，雍正为了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前年他在黑龙江城视察的时候，甚至还见到了吕家的后人。…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而是围绕着“目的论”和“形式论”来讲的。

汪中的评价是，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说他傻，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以为凭着“华夷之分”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说他不傻，是因为他在《知新录》中一些想法没错。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形式论”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

话说从儒家的“道统”上来说，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所谓道义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归。而从这个逻辑上讲，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秉承道统的“士”才是受命于天。

汪中告诉陈青松，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目的论”，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形式论”。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怎么说都是错。

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这事从头到尾，让无数后人争论的“华夷之辨”根本不是重点，以“目的论”和“形式论”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杀了曾静和张熙，让天下人闭嘴。

换言之，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

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

当然了，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众治”思想。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泛泛一听，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

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对方笑着摇了摇头。

“老陈，顾炎武的书你没看过吧？”

“没有。怎么了？”

“他那个‘众治’可不是说老百姓能当家做主，实质上还是士大夫说了算。你想啊，读书识字的权力终归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而忙于生计的贫民被排除在外。他们这些人想要的，就是限制君主权力，调整过度不平等的君民关系、官民关系，为地主阶层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为他们提供制度上保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