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到底有没有娶妻的想法。又说他现在成天发愁,说小沈老师都快十八了。傻子也能听出来他要干嘛。”
赵新道:“他明天要请我去他家吃饭。”
陈青松道:“要不这样,过了年,让尤老师他们或是谁,帮你向沈家提亲得了。”
话说沈璇过了今年就十七,在这个时代都算是“老姑娘”了。不过赵新对要不要在十八世纪落地生根一直心怀顾虑,总之就是各种矫情。他随口道:“再说吧。”
两人匆匆吃过饭,这才开始说正事。赵新问了下午给流民开会的事,陈青松道:“流民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原本我还想着等你回来,搞个大会,然后把这些人的卖身契都拿出来一把火烧了,咱也来个‘翻身做主人’。现在看来,还得等等再说。”
“哦?”赵新掏出烟,发给了陈青松一支,两人点上后,这才问道:“怎么说?”
陈青松道:“小农经济下的生产方式和咱们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下午跟他们当中挑了十几个人大致聊了一下,当我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种地之后,我感觉这个人身依附制还得保持一段时间,否则一旦大撒把,这片黑土地就得让他们给祸害了。”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个时代的河南之所以穷困,水旱灾害固然是一大原因,可是陈青松以前想象中的吏治腐败、地主欺压的问题根本是主要问题。河南流民之所以穷困,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技术太落后了!
整个十七到十八世纪,由于河南境内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农民基本上处于仰赖天收的状态。而水旱多发的现实情况,注定了靠天吃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偶尔有几年调雨顺,已经是难得的丰收之年。
对这些河南来的流民而言,靠天吃饭恰恰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农业生产方式,必须通过强制手段给他们纠正过来。
陈青松通过和流民代表的交谈,了解到这些人之前在农业生产上采取的是粗放经营。主要问题是耕种做业不重农时,不重视施肥;播种之后,不懂经营土地,坐等天收。
一个字,懒!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问他们每年秋收后是怎么耕地的,结果竟没一个人知道秋收后要耕地。这帮人告诉我说,他们秋后从来不耕地,都是到了春天才开始。”
“啊?”两年耕种下来,即便是赵新这个不懂农业的人,现在也知道秋收后要抓紧土地翻耕,俗语所谓“秋翻深一寸,顶上一茬粪。”
陈青松无奈的摇头叹道:“这个情况十分普遍。种地不按天时,又不按物性,连积粪肥都懒得干,能种好地才叫新鲜!老话都说‘耕不厌锄’。我问了许多人,他们之前普遍栽种的是谷子和高粱,小麦很少。
种这些作物,按说开春最少要锄三遍地,有草没草都要锄。结果我一问你猜怎么着,他们最多锄一两遍完事,有几个从舞阳来的人说他们从来不锄地。我一听都惊呆了!”
赵新惊讶道:“我去!这特么也太懒了!”
陈青松道:“还有更懒的,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一个来自临漳的组长对陈青松说,他们那的农户开春犁完地、播完种,就坐等夏收,浇水施肥什么都不干。要是遇到天旱就等下雨,连水都不带挑的。陈青松当时听了,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中原地区啊,还有这么种地的?
那个临漳人当时解释说,河南这些年动不动就发水灾,水灾过了就是旱和过蚂蚱,任谁来伺弄这地也不行。一来二去,那些好的庄稼把式都迁走了;而当地留下的农户,好多庄稼活他们也不会干,渐渐就变成了单靠老天爷赏饭吃的状态。
“我问他们官府有没有兴修水利,方便田地灌溉。他们的说法是,满清朝廷,哦,也就是河道总督衙门,每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黄河的修护上,至于其他十几条支流,根本没人管。所以只要雨水一大,有的河流就会决口。”
对中国历代官府而言,黄河的修护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满清也是一样。康熙和乾隆甚至还多次视察。但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关注在黄河上,对于河南境内其他十几条河流的水利修整就完全忽视了。所以即便境内河流众多,但能及时提供灌溉的却很少。
赵新道:“这就属于恶性循环了。一遇灾荒,河南农民就开始向周边省份迁移,要么是租种地或者垦荒,要么就是另谋他业。农业技术人才流失殆尽,生产就愈来愈落后。”
陈青松道:“除此之外,即便是没有灾荒的年份,他们的开荒方式也是问题不少。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荒的?这些人入山开荒,把大树砍倒,树干扔在一边儿,枝杈反倒砍下来做晒干做柴火,树叶晒干了烧成草木灰当肥料。这样只知种植不知保墒,没几年一座山就给彻底毁了。”
赵新听了也是愕然。照这个路数,三江平原没几年就得土质沙化。
历史上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河南,由于没有战乱,人口得到了较快增长,可人均耕地面积却在不断下降。加之粮食亩产量较低,很难满足人们基本的粮食需求,以致于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迫于生存压力,许多从土地中被挤压出来的农民,纷纷走向山区,并深入到地势严峻的深山老林中从事毁林造田的开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