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身面对着那不到两百个人。“哨所不大，但位置好。在矿场和竹海之间，前面是矿场，后面是竹海。占了，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打矿场里的监工。退，可以撤回竹海。进得去，退得出。进不去，退不出，就是死路。我们不走死路，走活路。活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别人给的。别人给的路，不是活路，是死路。死路走多了，就死了。活路走多了，就活了。”

那天晚上，沈安澜没有睡。她坐在石台旁边，把那份缴获的城邦地图铺在地上，用木炭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圈不大，但很深。深到纸都破了。她看着那个圈，看了很久。她在想，哨所不是终点。是起点。起点到了，就能走到中点。中点到了，就能走到终点。终点很远，但路在脚下。走着走着，就到了。

第二天天没亮，沈安澜就出发了。不是一个人，是一百多个人。老赵、阿朗、石根生、石头、石柱、小梅，还有那些她记不住名字的、面孔模糊的、在矿场里被碾碎了又碾碎的人。他们跟着沈安澜，穿过竹海，穿过荒地，穿过那条被雨水泡得泥泞的小路，走到矿场外面。远远的，他们看到了那个哨所。

哨所不大，是一间用石头和木头搭成的矮房子，房顶铺着油毡，墙上刷着白灰。白灰已经掉了大半，露出下面灰色的石头和黑色的木梁。房子前面有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领主的旗，旗子被雨淋湿了，耷拉着，像一块破抹布。旗杆下面有一个岗亭，岗亭里没有人。不是不在，是跑了。昨天夜里就跑了的。连被子都没来得及卷，扔在床铺上。碗里的粥还没喝完，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

老赵走过去，把旗杆上那面旗扯了下来。旗子湿透了，很重，但他扯得很轻松。不是旗子轻了，是他有力气了。力气不是从手上来的，是从心里来的。心里有力气，手就有力气。他把旗子扔在地上，踩了一脚。泥水溅起来，把旗子上的野兽徽章糊住了。野兽不张牙舞爪了，像一只被踩在泥里的死老鼠。

“这旗，看着就烦。”他的声音不大，但很解气。

阿朗端着枪，走进哨所。屋子里很乱，被子没叠，碗没洗，地上扔着烟头、酒瓶、吃剩的骨头、踩扁了的空罐头。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上面画着一个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脸上有刀疤的“赤星”。不是沈安澜。沈安澜不长这样。但阿朗看着那张通缉令，笑了。

“他们不知道赤星是谁。不知道就乱画。画成这样，也好。画得越不像，我们就越安全。安全了，就能继续做该做的事。”

石根生没有进去。他站在门口，摸着脸上的疤。他在想，如果赤星是男人，有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脸上有刀疤，那他早就被抓了。疤太明显了，一眼就能认出来。但赤星不是男人，是女孩。十一岁的女孩，瘦削，白净，五官精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她藏在暗处，不让人看到。看不到，就抓不到。抓不到，就拿她没办法。

小梅走进哨所，把那张通缉令从墙上撕下来，叠好，塞进怀里。不是要留着，是要烧。不能在哨所里烧，烟会被人看到。要带回竹海，在岩洞里烧。烧了，就是告诉沈安澜——敌人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就安全。安全了，就能继续带着我们走。

沈安澜站在哨所外面，没有进去。她看着那间矮房子，看着那根旗杆，看着那面被踩在泥里的旗。她在想，哨所现在是他们的了。但能守多久？一天？两天？三天？领主不会善罢甘休，他会派人来夺。夺回去，就不是哨所了，是牢笼。关他们的人，关他们的心。心被关了，人就废了。不能让它被夺回去。

“把旗杆砍了。”沈安澜转过身，面对着那一百多个人。旗杆是木头的，不粗，不壮，不高，但很直。直直地戳在那里，像一根手指，指着天。天不蓝，灰蒙蒙的，但旗杆指着它。它不在乎被指着，因为它无所谓。人有所谓，人不能无所谓。人无所谓了，就什么都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