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晋阳市面秩序和商业流通,目的一是便于长期占领统治,二也是为让晋阳变成一个适合倭寇司令部驻屯的城市,便于倭寇官兵采买副食和日用品、调剂生活。谷荻中佐指挥特务机关的职员和宣抚班逐户寻找能出来为倭寇侵略军做代理人的角色,先是找出了精营街的街长赵嘉会，由他组织了40多个人组成清道队,打扫守城战时守军在街上筑起的掩体堡垒，和马路上横七竖八的电线杆。接着,做军服生意的五台商人徐炳南也在倭寇指使下，会同德盛成面铺经理李成、聚新恒面庄伙友侯尊三等人开办了一个公益市场,给倭寇解决副食蔬菜的供应。
光是有清洁工和生意人，还不能满足代理统治的需求。1937晚些时候，伪晋阳市商会粉墨登场了。让市民惊奇的是，商会会长不是哪个老字号的东主掌柜,而是战前亨得利钟表行的一个普通店员么伯璋。原来倭寇宣抚班四处找寻知识分子不得,偶然看到了么伯璋戴眼镜、穿长袍,认为是个知识分子,便抓住不放硬推了出来。么伯璋的能力，在伪政府的同事看来都属于“不学无术”一流,但对倭寇人而言，他可是大东亚共荣协作在晋阳的典范。么本人也认为这是得道升天的机会，对倭寇人死心塌地,于是步步高升，不久便获任为阳曲县知事，一跃成为战前他都不敢抬头看的晋西省首县之长。
么伯璋全无行政经验,只能拉一个做过冀北省无极县县长的“老糊涂”蒋应静帮忙,所谓政务也是胡乱支应。
倭寇人并不满足于建立县公署,还开始筹划设置正式的晋阳市公署,甚至将其提升到了高于县的程度。1937年12月，白文惠出任晋阳市市长。此人资历很老,是辛亥革命时的营长,还做过阎第3集团军兵站总监部的运输监。晋阳沦陷后，经太原礼和洋行经理、德国人赖玛斯向倭寇推荐出任了伪职。在他之后,历任晋阳市长都是些老官僚,有在前清做过知县的张敬额、做过候补知州的叶灵原,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驻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儿子张叔三等等。
倭寇建立的伪晋西省最高统治机构也设在晋阳,成立时间仅比阳曲县公署晚一个月。最初，这个机构叫做晋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一个月后去掉了“临时”二字。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多是些早与倭寇有联系的失意政客或留日学生。最初的委员长是曾任晋西省银行经理的高步青,成立晋西省公署后,省长换成了北平伪“中民国临时政府”派来的苏体仁，他曾经担任过阎的日文秘书、绥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投敌前正在北平闲居。
沦陷期间,倭寇在晋西省公署、晋阳市公署和阳曲县公署都配置了倭寇顾问，实际掌握决策大权,华夏官僚不过负责执行而已。不仅对行政机关如此,连省立的各学校,也都派遣我头担任“代表教官”,其职责一是向学生教授日语，二是监视和侦察华夏教师学生的动态,随时向特务机关报告。这些代表教官权势之大，连伪学校的校长也要避让三分。沦陷期间曾在省立晋阳师范学校就读的黄廷壁回忆,因为倭寇教官的报告,校长郭自励曾被倭寇宪兵队抓走四十多天,放出来之后，“一个十分和蔼、常和学生谈笑的胖乎乎的老人，变成了瘦骨嶙峋的沉默寡言的人”。
1938年初,在倭寇的支持下,北平伪临时政府财政总署筹建了“华夏联合?准备银行”,在倭寇占领区内发行钞票。伪钞“联银券”按规定与银元等价,但在发行之初,晋阳黑市上要用1元3角到4角于能兑换银元l元。但随着物价上涨,票值越来越低联银券越来越不值钱，
面对物价上涨的情况，倭寇开始对粮食、纸烟、食盐、煤油、火柴、白布、食糖等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晋阳市下令禁止粮食自由交易，口粮由伪政府通过配给点的粮店发放。市民杨若愚回忆,“从此市民口粮就是掺土的黑面、带皮的高粱面、又粗又修的混合面,几个月见不到斤白面”。
维持这样的局面仅靠伪政府是不行的,还要有更强力的机构。倭寇的方法是动用宪兵。倭寇成立了晋阳宪兵队,本部驻东缉虎营街四号，战前傅公祠旧址。这支宪兵队的队长只是一名中佐,但管辖范围先是晋西省北部，之后合并临汾宪兵队、成为控制全省的宪兵机构，并在各地设置了宪兵分队。
整个晋阳和冀北省以及晋西省其他城市、蒙省、东三省、平津等在倭寇占领后，不仅被倭寇掠夺我国矿产资源，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剥削人民！
若不是晋阳城内除了这些伪政府和倭寇以外，还有着数十万普通百姓、学生，我军早就像其他县城一样，开始直接轰炸，让倭寇和城市陪葬了！
为了防止倭寇在离开前大肆屠杀百姓，我军战士特别是之前的游击队员，在大战前便秘密潜入城内。在几个大学学校和几处居民家里屯了大量的武器。
现在我军进攻到了城外，倭寇果然开始急了，让伪军开始抓壮丁，强行去城门抵抗。好在我军战士提前做了安排，在南城区域，西城区域构建了四处临时抵抗。
虽然火力不是特别强大，一时半会的，伪军也是打不进来，而被我军保护的百姓和学生，也是主动积极配合，甚至希望能够配枪上阵！
虽然目前为止倭寇侵略军从未能占领晋西全省,却实实在在地统治了整个晋阳。在1937年11月晋阳陷落后，倭寇便成立了晋阳特务机关,由机关长谷荻那华雄中佐率部进驻前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贾景德位于典膳所正街的宅邸“韬园”,筹划建立实行代理统治的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