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蕊放下手机，也没太在意，洗漱完就睡了。她不知道的是，孔维克放下电话之后，脸色陡然阴沉，抓起外套就出了门，打了辆车直奔右安门而来。他心里的疑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什么叫例假来了别回来？是不是家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不是那个姓王的物业经理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开门进去，屋里安安静静的，戴蕊和女儿都在卧室里睡了。他轻手轻脚地转了一圈，客厅、厨房、阳台，没有任何异样，没有男人的鞋子，没有烟头，空气里只有洗衣液淡淡的香味。他稍微松了口气，但那股子疑心还没散尽。他去卫生间洗手的时候，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角落的垃圾篓，里面扔着几团卫生纸和一张用过的卫生巾。他鬼使神差地蹲下来，翻出那张卫生巾，借着灯光看了看，上面是紫黑色的血块，凝固了，颜色暗沉沉的。

他心里咯噔一下。

孔维克没声张。他回到卧室，在戴蕊旁边躺下，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那张染了紫黑色经血的卫生巾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他想起来以前不知道在哪看过一眼，说流产之后的血块就是这种颜色。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几乎一夜未眠。

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轻手轻脚地再次走进卫生间。他弯腰往垃圾篓里一看，空了。那张卫生巾不翼而飞，连带着其他垃圾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孔维克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头。他站在卫生间门口，双手攥拳，指节捏得发白。他认定这里面有鬼，昨晚明明还在，过了一夜就被戴蕊偷偷扔了，这不是心虚是什么？

他顾不上等戴蕊起床，换了衣服就冲出门去，直接打车去了附近一家妇产医院。他挂了个号，找了一位坐诊的妇科医生，吞吞吐吐地把情况描述了一遍，重点描述了那血块的颜色。医生听完，推了推眼镜，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紫黑色的血块不一定是流产，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如果是流产后排出的组织物，颜色确实会偏深。具体要结合其他症状，建议让本人来做检查才能确定。

孔维克出了医院，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戴蕊背着他打掉了孩子，不是他的孩子，是那个姓王的野男人的。他当即打车回家，一脚踹开卧室门，把戴蕊从床上拽起来，劈头就问那张卫生巾去哪儿了。戴蕊睡眼惺忪，被吼懵了，结结巴巴地说早上起来收拾垃圾顺手扔了。孔维克不信，逼问她是不是跟王伟上了床，是不是怀了王伟的孩子偷偷打掉了。

戴蕊的脸从困顿变成惊愕，继而变成惨白。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声音又尖又抖：你胡说什么！我那是月经！我例假一直不规律，血块多，医生都说正常的！你凭什么血口喷人！

正好那天女儿的干妈也在家里，听到争吵声出来看，见两人又吵得不可开交，连忙过来拉架。孔维克甩开她的手，指着戴蕊的鼻子吼：你要是清白的，现在就给王伟打电话！就说是你和他上床怀了他的孩子，让他拿钱去打胎！他要是骂你，说明你清白；他要是承认，那就什么都别说了！

戴蕊气得浑身哆嗦，指着孔维克的鼻子骂了一句神经病。可孔维克不依不饶，抓起桌上的座机话筒塞到她手里，逼着她按免提拨号。戴蕊被他那双血红的眼睛瞪着，像是被毒蛇盯上的兔子，脑子里嗡嗡响成一片。她在巨大的恐惧和愤怒之下，竟然真的按下了一串号码，在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按照孔维克教的那些脏话，结结巴巴地对着话筒说：王...王经理，我怀了你的孩子，你拿笔钱给我打掉。

电话那头沉默了有两秒钟。然后王伟那带着浓重北京口音的嗓门猛地炸响起来，隔着免提震得满屋子都是回音：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谁跟你上过床啊！我五十多的人了家里老婆孩子好好的，你大半夜的抽什么疯！再胡说我告你诽谤信不信！说完啪地挂了电话。

戴蕊脸色煞白，跌坐在沙发上。她盯着孔维克的脸，想从他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愧疚或者释然。可孔维克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嘴角往下撇着，冷冷地哼了一声：说不定你俩串通好了的。

那一瞬间，戴蕊的心凉透了。她抱着女儿进了卧室，反锁了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哭了起来。女儿在旁边咿咿呀呀地扯她的衣角，她一把将孩子搂进怀里，紧紧箍着，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

后来戴蕊才逐渐知道，这种荒唐的忠诚验证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孔维克还曾用类似的方式逼她给另外一位有过几面之缘的男性朋友打过电话，让对方同样骂了回来。每一次验证之后，孔维克都会在第二天哭哭啼啼地求她原谅，说自己是因为太在乎她、害怕失去她才一时糊涂。而每一次，戴蕊都在他那副痛心疾首的模样面前败下阵来，咬着牙把碎掉的自尊一块一块捡起来，拼回去。

可她心里清楚，有些东西拼不回去了。她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的时候，越来越频繁地觉得那下面的水泥地面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她甚至想过在暖气管子上挂一根绳子，夜里等孔维克和女儿都睡了，悄悄地把自己挂上去。可每一次她看着女儿熟睡时微微颤动的睫毛，心里那根名为的弦就会猛地绷紧，把她从悬崖边上拽回来。她想死，可又不敢死，也舍不得死。就这么在死和活之间来回拉锯，整个人被磨得只剩了一层薄薄的壳。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2003年4月2号，这场千疮百孔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那天孔维克从他的工作单位请了一周的假，他跟老板说的理由是家里有事。实际上他是下了决心，要跟戴蕊彻底了断。

晚上他回了家，一进门就看见女儿的干妈又坐在客厅里陪着戴蕊说话。孔维克皱了皱眉，扯着戴蕊的胳膊往门外走：咱们出去说。

两人到了楼道里，声控灯一亮一灭的，昏黄的光打在灰扑扑的墙壁上。孔维克还没开口，戴蕊先说了：你又要打我是吧？你打吧，打死我算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决绝。

孔维克的火气一点就着，两个人三句话没说完就吵了起来，从楼道的这头吵到那头。孔维克伸手一爪子挠在戴蕊脸上，指甲又长又利，登时在她脸颊上划出几道血口子，鲜血一下子涌出来，蒙住了她的眼睛。戴蕊尖叫了一声，捂着半边脸就往楼下跑，正好碰上楼下邻居开门查看。邻居一看满手是血的戴蕊，赶紧打了110。

警察来得很快。上楼的时候孔维克已经冷静下来了，背着手站在门口，脸上挂着一种无辜的表情。警察问了情况，看了看戴蕊脸上的伤，又看了看孔维克，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调解的话。戴蕊捂着脸站在楼道里，血从指缝间滴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水泥地面上，像开了几朵暗红的花。她没有再哭，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警察走了之后，戴蕊一个人跑出了家门，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游荡到半夜。北京的四月天，春寒料峭，夜风吹在脸上，伤口火辣辣地疼。她回来的时候，孔维克坐在客厅里抽烟，烟灰缸里堆了满满一缸烟屁股。女儿在卧室里睡了，小脸蛋上还挂着泪痕。

戴蕊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一眼女儿，然后转过身，对着孔维克，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好了，孩子归我，咱们离婚。去法院。

两个字像是捅了马蜂窝。孔维克猛地站起来，一巴掌甩在戴蕊脸上，那一巴掌用了十成十的力气，戴蕊踉跄着撞在门框上，半边脸立刻肿起来。你他妈反了！孔维克咆哮着，还敢上法院！孩子是我的，我养！你一分钱也别想带走！

戴蕊忽然像是被什么附了体，她尖叫着扑上去，指甲胡乱地朝孔维克脸上抓去，像一只发了疯的母兽：孔维克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给了你一个家，你除了打我骂我你还给了我什么！你猜忌我、糟践我，你从来就没把我当人看！你什么都没给过我！

孔维克被她这一阵突如其来的反抗激得暴怒到了极点，眼睛通红，一把抄起茶几上水果盘里的菜刀，那是晚饭后切完水果没来得及收起来的，举着就朝戴蕊追了过去。戴蕊尖叫着往门外冲，光着脚跑进了邻居家。邻居家的门没关严，她一闪身挤进去，孔维克紧随其后，举着菜刀追了进来，把戴蕊摁倒在邻居家的沙发上，狠狠又是一顿拳脚。邻居一家人吓得缩在角落里，男的掏出手机又报了警。

等到孔维克终于扔下菜刀、骂骂咧咧地走了，戴蕊从邻居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时分了。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脸上血迹斑斑，嘴角裂开一道深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的。她站在楼道里，看了看外面黑沉沉的天，一句话也没说。她能说什么呢？嘴巴张了张，喉咙里干的发不出音。

她默默地走下楼，推开单元门，一股子冷冽的夜风扑面而来，激得她打了个激灵。北京的春夜，风里还带着冬日残留的寒意，吹在裸露的伤口上，像撒了一把粗盐。她抱着自己的肩膀，趔趔趄趄地在小区里游荡。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绿化带里的冬青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她沿着小区的水泥路一圈一圈地走，后来走出了小区，走上了宽阔的马路，一直往南走。路上的车越来越少，路灯也越来越疏。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忽然一抬头，看到路边有一片在建的工地，一栋还没封顶的高楼突兀地矗立在夜色里，灰扑扑的骨架，像一只巨大的怪兽。

她鬼使神差地从工地围墙的缺口钻进去，顺着搭在外面的脚手架，一层一层往上爬。手脚并用，钢筋硌得掌心生疼，冷风灌进衣服里，她整个人像一片薄薄的纸，随时都能被风卷走。爬到顶楼的时候，她已经是精疲力竭。楼顶还没有铺水泥，裸露的混凝土板面上散落着碎石和钢筋头。她走到最边缘的地方坐下来，两条腿悬空垂在外面，低头往下看，黑黢黢的，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

她就那么坐着，坐了一整夜。冷风不断地吹过来，吹干了脸上的血，又吹出了新的泪。她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望着远方天际线那一抹微微泛白的底色，脑子里走马灯一样掠过许多画面：老家的小院子，来北京闯荡头一年住的地下室，第一份工作的工位，认识孔维克那天婚介所门口的阳光，女儿刚出生时皱巴巴的小脸，孔维克拳头落下来之前瞳孔里那一片骇人的漆黑。她甚至想到了秦雪，那个面容模糊的、被孔维克称为领导千金的女孩，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是不是也挨过拳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天光一寸一寸地亮起来。东方的云层被染成橘红、金红，太阳像个熔化的铁球，慢慢地从地平线下面拱出来。那一刻，光迸溅开来，把灰扑扑的城市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亮色。金色的阳光打在戴蕊的泪眼里，像无数根纤细而锋锐的金针，扎得她双眼生疼。她抬起手，胡乱在脸上一抹，满手都是晶莹的泪和干涸的血混合的液体，在朝阳下折射出五彩的光。

她忽然地一声哭了出来，是嚎啕，是那种从胸腔最深处硬生生撕扯出来的哭声，沉而闷，像远处有人吹着一管走调的埙。她听见自己的哭声被风扯碎了又卷起来，在这个高高的、没有遮拦的楼顶上空盘旋。

她哭够了，吸了吸鼻子，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手指头冻得僵硬，按了好几下才按出号码。她拨通了《京华时报》的热线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温和的男记者，叫兰河。她声音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我想见你，有些话要说。说完了我就去死。我丈夫长期打我，虐待我，我受不了了。你不来，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她报了自己所在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重新把脸埋进膝盖里，等着。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她也不管。她在想女儿醒来看不见妈妈会不会哭，想那一锅昨天晚上熬的小米粥还在灶台上没来得及盛出来，想她抽屉最底下压着的那张红底结婚照，两个人的脸都那么年轻。

不知道过了多久，楼下传来嘈杂的人声、警笛声、喊话器的扩音声。她低头往下看了一眼，楼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围了上百号人，仰着脖子朝楼顶望，小得像一窝蚂蚁。红色的消防车停在工地门口，气垫正在铺设。警察和穿着便服的记者顺着脚手架爬上来了。她认得那个打头的人，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就是电话里那个叫兰河的记者。

兰河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声音放得很轻很柔：戴蕊同志，我是兰河，我来了。你有什么话慢慢说，咱们可以坐下来聊，好不好？你那边太危险了，往里面来一点，行不行？

戴蕊不说话，只是看着远处那轮已经完全升起的太阳。光越来越亮，照得她半边身子暖融融的。她忽然觉得累了，累极了，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累。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兰河和几位民警轮流跟她说话，讲她的女儿，讲她的未来，讲活着比什么都强。戴蕊一直沉默着，低着头，偶尔用袖子擦一下脸上的血痂。快到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阳光已经开始有些灼热了。兰河瞅准了一个她微微分神的瞬间，猛地扑上去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紧接着旁边的几个警察也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架住了她，把她从楼顶边缘硬生生拖回了安全地带。

戴蕊被拽下来的时候整个人是瘫软的，两条腿已经麻得没有知觉。她被几个警察搀扶着下了脚手架，一路跌跌撞撞。围观的人群让出一条路来，有人鼓掌，有人叹气，有人举着手机拍。她低着头，头发盖住了半边脸，被血粘在额角上。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推开门，发现家里空了。孔维克不在，女儿也不在。她里里外外翻了一遍，衣柜里女儿的小衣服小鞋子全没了，奶粉奶瓶也都没了。她瘫坐在地板上，掏出手机打孔维克的电话，关机。打他朋友的电话，朋友吞吞吐吐地说孔维克把孩子送到外地去了，具体哪里不知道。

戴蕊把手机摔在地上，屏幕裂了一道缝，她趴在地板上，用拳头一下一下砸着冰凉的地砖，砸得指节破皮出血。

4月4号，《京华时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以热线救下轻生女为题报道了这件事，在北京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报纸被传阅着，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有人同情，有人谴责，也有人事不关己地撇撇嘴，说家务事谁说得清。

在记者的建议和法律援助的帮助下，戴蕊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她终于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拳头底下没有道理，只有法律才能给她一条出路。

双桥法庭受理了这桩案子，很快安排了开庭。庭审那天，戴蕊和孔维克坐在原告席和被告席上，中间隔着一段不长不短的距离。孔维克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整齐，开庭前甚至对着戴蕊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几分习以为常的从容，像是来参加一场无关紧要的会议。他承认自己打了人，但口气轻描淡写，坚持说自己是在戴蕊，因为戴蕊没教养，不会做人处事。他说打人不对，但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悔意。他同意离婚，但要求女儿的抚养权。

戴蕊坐在另一边，穿着干净的素色外套，脸上消了肿，但还有浅浅的淤青没褪干净。她什么也没多说，反复只讲一句话：她要女儿，她只想和女儿相依为命，把女儿养大成人，看着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庭审结束之后，记者在走廊里采访了她和孔维克。孔维克对着镜头理了理领带，侃侃而谈自己的委屈和不易。而戴蕊站在角落里，背靠着墙壁，双手紧紧攥着背包带子，指节发白。她对着记者的录音笔，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声嘶力竭的力道：

今天我才知道，女人呐，面对家庭暴力，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的武器自卫。

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嗓子像是破了音，尾调带着一种刮擦的粗粝感，但那双眼睛里，干涸了许久的泪腺又涌上了一层薄薄的水光。那水光里映着走廊尽头窗户透进来的午后阳光，亮晶晶的，让人看了心里发紧。

丰沛的情感和切肤之痛的人生体验，从她沙哑的嗓音里一点点渗出来，在场的人谁都没再说话。只听见走廊尽头有护士推着轮椅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骨碌骨碌的轻响。

戴蕊后来离开了那个家，租了一间更小的房子，重新把洗衣店的生意张罗起来。她打了很多电话打听女儿的下落，最终通过法院的协助，找到了女儿被寄养的那户人家。她把女儿接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有些认生了，怯怯地躲在她腿后面，用黑亮的眼睛望着她。戴蕊蹲下来，把女儿搂进怀里，脸埋在她软软的头发里，久久没有松开。

经历了两年多的家庭暴力，戴蕊的话像一记闷钟，在无数同病相怜的女性心头敲响。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忍让不会换来改变，只会让拳头变本加厉；沉默不是金，是裹着蜜糖的毒药。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不是隐私，是违法行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