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刘梅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哭着闹着跟齐军利吵架，也不再多说一句话，整个人变得木木的，脸上没了笑模样。可齐国山来找她的时候，她不再抗拒了，由着齐国山摆布。她心里头那一腔的恨意和绝望搅在一块儿，分不清到底是恨齐军利多一些，还是恨自己多一些。她觉得自己脏了，这日子也脏了，过一天算一天吧。齐国山得了刘梅，起初觉得算是报了仇，心里头那口恶气出了不少，可日子一长，他竟然对刘梅生出了几分真心，开始三天两头往这边跑，比对刘湘还要上心几分。
这种混乱的局面维持了小半年，四人心知肚明，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谁都憋着一肚子的话。到了1990年的冬天，终于有一天晚上，四个人齐刷刷地坐到了齐军利铺子后院的堂屋里。外头北风刮得呜呜响，窗户纸被吹得哗啦啦地抖，炉子里的火苗一跳一跳地映着四张表情各异的脸。齐军利垂着眼皮不说话，齐国山抱着膀子坐在一边，刘湘低着头绞着手里的手绢，刘梅则靠着墙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沉默了许久，齐国山率先开了口，他的嗓门不高，却每个字都跟砸在石头上似的，说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齐军利长长地吐了口气，抬起头来，目光在几个人脸上扫了一圈，点了点头。那天晚上他们商量了半宿，最终达成了一个荒谬至极的协议，明面上，两对夫妻的原配关系维持不变，对外仍然是齐军利跟刘梅两口子、齐国山跟刘湘两口子，可实际上，两人把老婆换一换，齐军利跟刘湘过，齐国山跟刘梅过，各过各的日子，互不干涉。这就是那个后来在阳原村炸开了锅的事情的由来。
最初的那段日子里，这种安排反倒让四个人都松了口气，起码不用再偷偷摸摸、提心吊胆了。齐军利把刘湘的东西从隔壁搬了过来，刘梅则拎着自己不多的衣裳住进了齐国山的铺子。两家的店面仍然开着，只不过里头的掌柜换了人。村里人起初只是觉得奇怪，怎么齐军利老往隔壁跑，刘梅也总在齐国山那边进进出出的，可大家都没往歪处想，顶多以为是关系好互相帮衬。可时间长了，傻子也能看出不对劲来。有人半夜起来上茅房，看见刘湘从齐军利的铺子里出来倒洗脚水；有人大清早去赶集，路过齐国山家门口，听见里头有女人的声音，分明是刘梅在说话。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节慢慢地攒在一块儿，风言风语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四处飘散开来。
1991年的春天，流言蜚语已经传得满村风雨。那些原本对这两家子客客气气的街坊邻居，如今看见他们就跟见了瘟神似的绕着走。去他们铺子里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连镇上的同行都开始指指点点。齐国山的爹娘气得病倒在床，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他丢尽了祖宗的脸。刘湘的娘家也差人过来把她叫回去骂了一顿，让她要么安安生生跟齐国山过日子，要么就彻底离婚，别再这样不三不四地掺和着。齐军利起初还硬撑着，觉得自己跟刘湘是两情相悦，别人管不着。可到了后来，走到哪儿都有人朝他吐唾沫星子，连他家门口的狗见了生人都叫得格外凶。他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成了整个阳原村乃至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笑话。
就在这时候，齐军利跟刘湘商量着干脆把婚离了，两个人正大光明地搬到外地去重新过日子。齐军利回到自家的院子，把离婚的想法跟刘梅说了。那天刘梅正在后院晾衣裳，听见这话手一抖，手里的湿褂子啪地掉在了泥地上。她慢慢地转过身来，那张原本清秀的脸瘦了一大圈，颧骨都高了出来，眼窝深陷着，里头盛满了说不清的黯淡。她盯着齐军利看了好一阵子，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吐出一句，你真的不要我了？齐军利低着头不敢看她，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咱俩这样耗着也没意思。刘梅再没说话，弯下腰捡起地上的褂子，抖了抖上头的泥，继续一件一件地往晾衣绳上挂。齐军利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见她不说话，就转身走了。
那一夜，刘梅没有睡。她坐在齐国山那个院子的门槛上，仰着头望着天上的月亮。四月的月亮又圆又亮，清冷冷的光洒在院子里，把每一片瓦都照得清清楚楚。她想起来当初在镇上的汽车站头一回看见齐军利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嘴角叼着一根没点的烟，跟她搭话的时候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装了两颗星星。她又想起来结婚那天，齐军利骑着自行车把她从赵家洼驮回阳原村，一路上她搂着他的腰，把脸贴在他背上，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去，她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那些日子像老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头一帧一帧地过，可转眼间画风就变了，变成了齐国山那张狰狞的脸，变成了窗户缝里齐军利搂着刘湘的画面，变成了今天下午他低着头说咱俩这样耗着也没意思时的冷漠。刘梅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人攥在手里头揉搓，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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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越来越深，露水打湿了她的衣裳，她缩了缩肩膀，站起身来走回屋。她翻箱倒柜找出了那瓶去年秋天买来打算泡药酒的散装白酒，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辣烈的酒液顺着喉咙烧下去，烧得她眼泪直流。她抹了把脸，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小瓶平时用来杀庄稼害虫的农药，那是之前齐国山买回来没用完的。她攥着那个小瓶子在堂屋里站了良久，眼神从恍惚逐渐变得清明，又从清明变得空洞。她把农药兑进了酒瓶子里，摇匀了，端起来凑到嘴边，停顿了几秒钟。那几秒钟里，她好像听见外头有夜鸟扑棱棱飞过的声音，好像听见远处谁家的狗在呜呜地叫，又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她闭上眼，一仰脖，把那满满一瓶掺了药的酒咕咚咕咚灌了下去。药劲儿来得很快，她踉跄着栽倒在堂屋的泥地上，身子蜷缩成一团，像一只被碾伤的雀儿。酒瓶子从她手里滚落出去，在地上骨碌碌转了几圈才停住。她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呢喃，像是喊了一声，又像是喊了一声。然后，院子里彻底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北厢房的闹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第二天一早，齐国山推开堂屋门的时候，一眼看见倒在地上的刘梅，她的脸青紫发胀，嘴角淌着一缕白沫，衣裳上沾满了酒渍和呕吐物。齐国山登时慌了神，扑过去把人抱起来，拼命摇晃着喊她的名字，可刘梅的身子已经凉透了，僵硬得像一块冻土。齐国山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把整个村子的鸡都惊得叫了起来。消息传出去以后，齐军利赶了过来，他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地上的刘梅，脸上的表情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僵硬。他慢慢走过去，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刘梅的脸，指尖碰到那一片冰凉僵硬的时候，他的手指猛地一缩，像被烫着了似的。他愣愣地蹲在那儿，嘴里没有出声，可眼眶里那两颗浑浊的泪珠子忽然就掉了下来。
刘梅的死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阳原村的每一个角落。村里人唏嘘之余，更多的是愤怒和唾弃。男人们骂齐军利不是个东西，女人们则抹着眼泪说刘梅这丫头命苦，嫁了这么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刘梅的娘家人闻讯赶来，哭倒在灵堂前面，指着齐军利的鼻子骂他逼死了自己的闺女。齐军利跪在灵前，被刘梅的兄弟踹了好几脚，没还手也没吭声，只是低着头跪着，膝盖底下是冷冰冰的砖地。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细雨，送葬的队伍稀稀拉拉，除了刘梅的娘家亲戚，村里几乎没人来。齐军利披麻戴孝地走在棺材后头，步子沉重得像灌了铅，雨水混着泪水淌了他一脸。
草草办完了刘梅的后事，齐军利再也没有脸面在阳原村待下去了。他把铺子盘了出去，把家里头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揣着不多的钱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拉上刘湘的手，两个人悄悄地离开了村子。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照旧坐着几个早起晒太阳的老头子，有人看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头，呸地啐了一口唾沫，说你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齐军利和刘湘，他们像两片被风吹走的落叶，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