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和人关系的统称，思想,虽然无形无质,但却是人类指导行动的第一要素，外交，则是两个政权之间彼此了解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这三句话听起来虽然非常的空洞,但却并非毫无意义，谢向上来到京城两年了，他经常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反复撰写类似的感悟，而且从重读中找回当时的心境,获取更多的感想：很多人会觉得写日记是一种虚伪的习惯，似乎日记唯一的作用，就是在自己成名后给后人提供传记题材，这是一种平庸者的诽谤，实际上,工作日记对于一个人的总结、反思、进步,帮助可以说相当的大。

而且,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上的保险——世事无常,就算是在买活军这里,也不是谁都很有把握，自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如果出了意外,在孩子长大之前就早逝了呢？如果因为工作关系,天各一方,家信往还又相当不便呢？说得难听一点，如果郑地虎死在南洋征伐之中，那他给两三岁的儿子留下最好的遗产,以及能施加的最多的教育，估计就是他在下南洋期间写的日记了。

这种日记，有他的见闻，思考，是他智慧的结晶，一本家族内传承的日记，是很宝贵的财富，虚伪的不是日记，而是把自己的日记到处传播出去，引人讨论，当然，讨论者对于日记中的思考视而不见，津津乐道于其中偶有的绮思小事，那又是另一种肤浅了。总之，谢向上在写日记时，态度是越来越严肃了，他认为自己这点感想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也的确有一点小小的稀缺性呢。

这三句话，可以说是他在工作中投入得越深，就越发深刻的感触：道统几乎决定了政治的完整形态，个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很小的。

就譬如王恭厂爆炸案，为什么必须在事发后立刻明确案件性质：吏治不清，朝廷已下令搬迁，而工部始终拖延，最后防火不慎，引发爆炸。

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敏朝的天人感应思想，天子得益于此拥有部分神性，但受到的限制更多，任何大灾，都会被归类为‘德政不修’，引发的天谴，再往下归因，那就是朝中小人当道——意外事件总是会和政局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中党争的工具。

敏朝用三年多时间，初具雏形的‘厂卫新政’，很有可能因为这桩意外惨淡收场，所以不论皇帝还是田任丘都极为紧张，田任丘下野，如果九千岁不能回归的话，可以想象，特科将成为镜花水月，高产粮种引种一事前景也将立刻晦暗不明。

这和买活军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买活军现在散布于华夏各地的田师傅，其安全将立刻失去保证，他们还能平安归来吗？还是会被衙门扣留？这是谁也说不清的事了。

归根到底，是思想的不同，决定了政治的不同，如果类似的事件出现在买境之内，将会如何？谢向上完全可以想到其中的步骤——先救灾，然后调查事件起因，是生产纪律不到位，那就由生产线负责，是厂房设计不合理，那也自有负责一方，总之事件就只是事件，和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这是买活军的思想，也就决定了买活军的政治。

这就是外交的意义了，如果没有使团在京城，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京城的决策层，谢向上也会觉得皇帝昏庸无道，不配为人君，对他产生智力和道德上的轻视，但他现在来到京城，住了两年之后，谢向上终于了解了敏朝官府的运转逻辑，也明白了，敏朝的上位者并非愚蠢无能、绝对的自私自利，他们的反应都在自己的政治逻辑之中，思想决定了政治，政治又反过来影响了思想，最终，造成了如今敏朝的处置态度——这件事就是王恭厂药火保管不慎引起的爆炸，并无任何灾异不祥要素在其中！

这样的态度对于救灾是有益的，因为原本护兵顾虑重重，不敢踏入受灾区域，百姓们也对京城上空逐渐扩散笼罩的黑烟感到恐慌——黑烟蔽日、白昼若夜，这也是凶兆。除了那些家在南城的兵士之外，大多数人想的是外逃，而不是救灾，但，在谢向上火速面圣之后，中枢立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统一思想：是事故！要赶紧救灾，否则怕有瘟疫！

从反应速度来看，敏朝君臣也还算是上下一心的，否则此事若有一人定调为邪祟，政令就没那么容易往下调拨出去。今日的速度还算是快的，只要衙门运转起来，接下来的事就很好办了——救灾、疏浚，还有使馆中的活死人，这会儿都戴着口罩，拿着救灾手册出去临时充当医生，因为京城里确实没有什么医生能做救灾时的医疗急救工作。

烙铁、木炭、酒精、纱布、锯子、小刀、针线、剪刀、炉子、小锅、水桶、铲子……好在还有个超市在，出纳临时来记账，又从东城商铺那里征集苦力调了二十辆小板车来，把二十套稀奇古怪的急救设施堆上小车，由苦力推车——给钱的，而且必须是苦力自己推才行，这种独轮车不是每个人都能推好的——护军左右随从，活死人们手里拿着《救灾手册》，戴好口罩，推车就这样走进了黑烟弥漫的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