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汉如此迫不及待地推行新政，让喘了一口气的袁绍和曹操心里那根弦又紧绷了起来，开始效仿着这场变革。

要知道北边在短短半年里铸铜钱、开科举、兴农事、修水利、建道路、革兵甲，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来就没有停过。

这些事他们要办成一件也颇不容易，因为身边的掣肘实在是太多，反对的声音也太大。

曹操那里倒还好，毕竟贤臣良将众多，而且一直在以北边为假想敌。

众世家非常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战胜北汉这个强敌，就得不遗余力的支持楚王曹操。

就算一些自身利益被曹操推行的改革所侵害，他们也知道轻重和取舍。

不过科举一事反对的声音太大，曹操知道这是大部分臣子及其身后家族的底线，也就没有硬压着推行。

袁绍这边就力有不逮了，政令颁布下去后成了一纸空文。

那些命令下到县一级就结束了，甚至连县衙的大门都没有出。

后来沮授命令所有地方都必须张贴布告，将新政广而告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官员让人写的政令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

布告基本写得晦涩难懂，又没有人给百姓解释。

那些基层的吏员不是世家的人，就是靠世家养着。

屁股都坐歪了，又怎能实心实意的将上面制定的政策传到每个百姓耳中。东施效颦，概莫如是。

而北汉这边就比较狠了，不但驻军为新政保驾护航，还将军中一些在战场受伤的老兵强制退伍。

将这些人安排到各个地方去当啬夫，变成了一双双安插在各地的眼睛。

这些人有直接越过当地县衙向吏部奏事的权力。

换句话说，每年的考评是否为甲上，这些从军中转业的啬夫很有发言权。

而且因为啬夫被纳入了行政体系，这些人以后也是可以做县令、县丞一类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