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人出身的张国维，对于武将身份的胡文霆同样是不怎么待见，尽管鉴于胡文霆有些的特殊身份，他还是勉强答应了同胡文霆进行一次会面，但是当两人见面之初，张国维还是对胡文霆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所聊的都是一些没什么营养的话题，比如只是聊一些苏州当地的风土人情之类的东西，基本不涉及到朝政方面。

但胡文霆借着张国维所聊的苏州风土人情这个话题，很快就把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转到了东阳方面。

胡文霆先是盛赞东阳人“民朴而勤”、“不轻去其乡”，东阳百姓在骨子里都有着好勇尚气、争强斗胜、峻烈轻死的精神，因此才催生了在宋代时期，小小的东阳一地就出了五位武状元。

接着胡文霆还谈到了东阳人都有着不畏灾难、人定胜天的精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东阳先民运用大禹“疏导治水”、“高高下下”“钟水丰物”等办法，于东汉建造了洲义堰，唐代修建了都督堰、富民堰，元代建成了南溪堰，明代修筑了环清堰、灵坦堰等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

听到胡文霆不仅能列举出东阳一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建造的各种水利工程，并且还能恰如其分的对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所起的作用，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之后，张国维的眼睛顿时一亮，对胡文霆的印象开始有了改观。

紧接着张国维又装作很随意的样子，同胡文霆探讨一些关于水利方面的问题，没想到胡文霆不仅能对答如流，而且还能适时的提出一些在张国维看起来非常有新意的见解。

孰不知这些水利方面的知识，胡文霆在后世主政一方的时候，都是作为一项必修技能而进行过专门学习的，而以后世的科学发展所达到的程度，胡文霆所提出来的见解毫无疑问的能让张国维震惊一番了。

同时，胡文霆专门挑水利工程这个话题来同张国维进行交流，也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胡文霆通过史料上的相关记载，已经知道在原来历史上，张国维主政应天期间，曾主持维修了吴江石塘，勘核全坍应修一千五十五丈，半坍二千八十六丈，平望西诸聚水缺，应筑内外塘七百六十丈，并修长桥、三江桥、翁泾桥。

他针对太湖洪水下泄不畅，曾上书请求开浚吴江县长桥两侧的泄水通道，“太湖翕聚众水，吴江仰承委灌分注吴淞、娄江以入海，其长桥七十拱与九里石塘一带诸水窦皆宣泄之分，必由今桥拱旁架浮图阁，淤遏水势，渐致闭塞，则拆卸不容缓，石塘诸窦年久亦多壅淤成陆，并宜一体开浚，以免农田之患”。

因此，在《明史》上有记载说：张国维“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扞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并有成绩”。张国维提出“惟吴泽国，民以田为命，田以水为命，水不利则为害”。他还说：“臣搜泉兴浚，单骑驰驱，手口拮据，糜事不为”、“臣尝单舸巡汛，探溯河渠，各绘水图，括以说略”，积累了数十年治水之经验，写成并刊刻了一部七十万字的《吴中水利全书》，为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水利学巨着。

《吴中水利全书》成书于崇祯十二年，该书先列东南七府水利总图十二幅，次标水源、水脉、水名等目，又记录了有关诏敕、章奏，包括宋、元到明崇祯时的有关治水的议论、序记、歌谣等，是研究苏、松、常、镇四郡的一部至关重要的水利文献。

尽管目前张国维还没开始动手维修吴江石塘，更没有开始编写《吴中水利全书》这本书，但是他在水利方面拥有的专长却是毋庸置疑的。

果然，张国维在听完胡文霆的一番高谈阔论之后，就好像找到一个知音一般，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于是他就对胡文霆谈了一番针对苏州一带的水利设施情况，计划开展的一些维修工作。

其内容也同历史上他向朝廷上书时所提到的内容基本相同，而胡文霆则根据自己后世时在史料上所看到过的内容，对张国维的想法适时的进行一些补充，这更让张国维对胡文霆的印象更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张国维感叹的对胡文霆说道：“真没想到大将军不仅在带兵打仗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治水等政事方面的见识也丝毫不逊色于一些饱读读书的文人官员，看来本抚对你们武官的一些陈旧观念也该改一改了。”

鉴于文人的矜持，张国维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表现得有些含蓄，但是胡文霆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对自己释放出的善意。

于是胡文霆也对张国维进行了积极的回应，表示自己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真正要把这些利国利民的举措落到实处，还需要像巡抚大人一样的干才来主持大局才行。

俗话说得好，千穿万穿，唯独马屁不穿，对于胡文霆的恭维之言，张国维也是受用之极，随后，他对胡文霆也变得愈发的亲热起来，说话当中，也不知不觉的开始用梦之来称呼胡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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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霆在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又适时的把话题引到了张国维老家东阳的学习风气上面去，他说，东阳“士爱读书，大家子弟无不从师爱学，有志者习举业，迟钝者亦通章句，知礼义之方”，“士类骈集，才气学术项背相望”。

重教兴学的风气，也让东阳历史上出现了几个人才高峰：唐代东阳是浙江进士最多的县，仅厉、舒、冯、滕四大家族就出过十五名进士；南宋时期的葛、乔、厉、马、何等五大家族士子曾位及宰辅，时称“东阳开五府”，同时涌现出进士一百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