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注意不要车轱辘话重复说就行。”法官允准道。

许乐冬先望了一眼旁听席上的父母和景春莹，仿佛在告诉至亲与好友，放心，她没有异样的情绪波动。

继而，她的目光，像扫过一截枯木、一谭泥水、一堆落叶般，扫过被告席上的姜喆。

许乐冬轻轻叹口气，才面向法官。

“庭上，被告律师刚才的话，我都听懂了。其实，‘不稳定’三个字，恰恰可以送给被告。卖保险不稳定，做券商就稳定了吗？都是金融行业，凭啥券商的高管，就比个人保险营销员更稳定？我还担心他身为高管，更容易触到红线，因为违法乱纪而被抓进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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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乐冬，你放什么屁！有你这样诅咒自己孩子爸爸的吗？法官，这种女人，放在旧社会，那是要浸猪笼的！”

知夫莫若妻，许乐冬果然用三四句话，就正中靶心，成功激怒了姜喆。

姜喆律师默默翻了个白眼，摁住自己这个愚蠢的当事人，低声道：“姜总，你这样，更会被对方抓到把柄，说你情绪暴躁，不适合带娃。”

姜喆鼓着眼珠子，青筋凸绽，急促地喘了几口气，到底因为自己的亲妈刚被法警架出去，而有所忌惮，硬是闭了嘴。

法官瞥了一眼炸毛的被告，慢条斯理地对许乐冬道：“原告，注意发言基本礼仪，法庭不是吵架的地方。”

许乐冬谦逊而歉然地说道：“法官提醒得对，是我表达得不妥。我只是想指出被告律师的逻辑漏洞和现实经验不足。事实上，现在国家大力支持灵活就业，鼓励各种新业态发展，僵化地认为在知名国企或者外企领一份固定高薪才有保障的观点，早就不合时宜了。”

“法官，先不去说同为金融行业的保险，就讲写网文和做直播，它们恰恰是近年灵活就业趋势中的头浪。网文写手，有版权卖出八位数的。带货的主播，不管是明星出身的董洁，还是素人入行的董宇辉，年收入更是远远高于被告这样的金融业高管。

所以法官，判断一个人的挣钱能力，关键不是行业标签，而是这个人有没有意愿和水平。”

“我，与被告是同一所大学毕业，他拿的是学士学位，我拿的是硕士学位，我的学历比他高。在我当年为了人身安全和胎儿安全，不得不辞职时，我已经在单位做到了中层管理人员，并不逊于被告当时的职级。

我全职十一年后的今天，重新走上社会，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四个完全没有交集的行业里，都挣到了钱，其中网文和直播赛道，隔月的收入有明显增长。

尊敬的法官，全职妈妈中的许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或者自己奋斗的事业空间，说到底，是大自然的不公平，让生育和哺乳的重任由女性来承担。所以，‘全职妈妈’只是现实中，无数身为母亲的女性的生存状态，而不是社会去贬低她们工作能力的污名符号。”

“就像被告和他的父母一再强调的‘国际学校’，那也只是一种学校类别，不必然与优质教育划等号。被告方反复拿每年超过50万的国际学校学费说事，毫无意义。两个孩子也可以去读公立学校或者其他民办学校，每年10万以内的费用，照样能得到良好的小学与初高中教育。

所以，法官，我重新走上社会的收入趋势，以及目前的阶段性存款，完全可以独立负担长女与次子的生活与受教育费用。”

“最后，我想说，经济基础很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

我作为母亲，为何要如此坚决地把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争取过来，是因为，我极其不认同被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对被告的情绪控制毫无信心。

我担忧，儿子在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如果待在这样的父亲身边，会非常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完善。”

听到许乐冬的最后一段话，被告席上的姜喆眼看又要跳脚，法官及时开腔：“好了原告，你这些话，我看到我们书记员都记录下来了。原告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贺鸣从一堆证据中翻检出两份协议与银行转账单，从容说道：“庭上，我当事人说的有理有据有节，我不重复了。我只再强调一点，许女士七年前，在全职期间，仍能为友人运作天使投资事宜，其后自己投资了该位友人的精品咖啡烘焙项目，如今在上海与黄山的店铺，都有固定分红进项。这也足以证明，我当事人，颇有眼光和人脉资源，其在商业社会的打拼能力，绝不逊于被告。我说完了。”

法官点头，却没有马上讲话，而是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录什么。

法庭上落针可闻的半分钟过去后，法官才转向被告方：“被告，本庭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姜子涛就读国际学校期间，你们双方，谁负责与老师联系？”

这问题一出来，姜喆的律师就知道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