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五》

萧寒道:

“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这是本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前朝东汉末期,皇帝大权落入外戚、宦宫之手导致衰亡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外戚就是皇帝的母家和妻家的亲戚,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前朝东汉初期,为了防止他们干政,对他们的控制比较严格。但到了中叶以后,皇帝多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称制。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皇帝为了摆脱外戚势力的控制,只好依靠身边的宦官,铲除外戚势力,结果大权又落入宦官手中。无论是外戚或宦官,他们都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打击异己,卖官鬻爵,搜刮民财,造成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

从顺帝经冲帝、质帝到桓帝的二十余年间,粱商、粱冀父子相继掌权,外戚势力发展到了顶峰。梁冀凶残贪暴,骄横跋扈。有一次,九岁的质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跋扈将军”,他便将质帝毒死,另立他十五岁的妹夫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朝廷大事都由他独断,甚至连皇帝也不得干预,百宫更不敢违背他的意志办事。梁冀公开贪污受贿,搜刮财富,敲诈勒索,广求珍宝,穷奢极欲。后来,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相继死去,他失去了靠山。这时,早已对他心怀不满的桓帝同几个宦官合谋,消灭了粱氏势力。

前朝粱氏势力被消灭后,朝权又转移到宦宫手里。帮助桓帝诛灭梁氏的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同日封侯,还有一些小宦官也被加官晋爵。这些人也同样是一群贪婪残暴的吸血鬼,他们竞相修建华丽的第宅,又派姻亲宰州临郡,任意勒索民财。单超等五个宦官和他们的亲属“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人民痛恨地称呼他们为“左回天”、“徐卧虎”。“具独坐”、“唐两堕”等。在他们的统治下,东汉政治乌烟瘴气,黑暗混乱。

就这样,东汉朝政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不断转换。伴随这种恶性循环的不断发展,东汉王朝也逐步走向衰亡。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

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

王即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

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其意思为:

文王问太公道:“怎样才能保卫国家呢?”

太公说:“请您先行斋戒,然后我再告诉您关于天地之间运行的规律,四季万物生长的原由,圣贤的治国道理,民心转变的根源。”

文王于是斋戒七天,以弟子礼再度拜问太公。

太公说:“天有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众,民众由圣贤治理。春天的规律是滋生,万物都欣欣向荣;夏天的规律是成长,万物都繁荣茂盛;秋天的规律是收获,万物都饱满成熟;冬天的规律是贮藏,万物都潜藏不动。万物成熟就应收藏,攸藏之后则又重新滋生。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既无终点,也无起点。圣人参照效法这一自然规律,作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则。所以天下大治时,仁人圣君就隐而不露;天下动乱之时,仁人圣君就奋起拨乱反正,建功立业。这是必然的规律。圣人处于天地之间,他的地位作用的确重大。他遵循常理治理天下,使民众安定。民心不定,是动乱发生的契机。一同出现这种契机,天下权力之争夺得失也必然随之而起。这时圣人就秘密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待到时机成熟就公开进行讨伐。首先倡导除暴安民,天下必然群起响应。当变乱平息一切已恢复正常时,既不要进而争功,也无需退而让位。这样守国,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了。”

萧寒说: 本篇首先阐明应根据万物生长的规律来治理民众。接着论述了在天下动荡时,应采取“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的策略,这样就会“天下和之”,夺取天下。

上贤第九

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

文王曰:“愿闻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