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怎么能见着？”

“这不是我们调查组能协调的，我说了靠你们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有的包工头逮住了，可有的包工头不见了，他们是跑了，还是仍然在工作着？这些需要大家去………”

其实，曾家辉知道有些包工头应该是躲起来了。事发当时躲起来，包括很多受害的人。其实现在解救出来的人，应当不是受害人全部，很多人被转移了。有的包工头恐怕猜想可能与过去一样，一阵风之后，再卷土重来。他所谈的阻力，除了见不到想见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阻力。因为对于新闻记者来讲，其实在当地砖老板的身份并不高，很多都是当地村民。所以，外界采访当地人这一块，实际上没有多少突破，因为大家都是邻里。这件事情公布以后，砖厂全部停产了，工人也都不见了，还原现场也是比较难的。来自官方的帮助也不是很多。所以，一线记者感觉一开始有些茫然。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虽然最受关注的是石城县，但是这个事情在整个三江省都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地方存在，所以面非常大，采访起来比较困难，很多时候用在路上的时间比采访的时间还要多，见不到人只是后话。

记者们也认同他的观点，“我们进村，一看就是外地人，基本上见不到当地人。和当地人搭讪，他们有的因为语言不通，有的根本不搭理。”

曾家辉调侃他们，道：“防火、防盗、防记者嘛！”

记者也笑了，“这要看什么人，并不是全部的。有一些人比较善良，还是愿意说一点，但是他们知之甚少，的确不知道黑砖窑，如果知道的话，可能黑砖窑就不可能存在这么久。”

曾家辉认真谈了一些思考性的问题：看待三江黑砖窑事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背后，为什么这个现象在当地这么普遍？它是三江的一个个案，还是带有普遍性？我觉得有个案的成分，也有普遍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黑砖窑工艺可能就决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存在。因为黑砖窑的工艺是非常落后的，只要是童工和呆傻的人都可以做，也就是只要有力气都可以。它的生产条件上，应该是有土，有煤，有人干活就可以了。人力成本成了砖窑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砖厂主只要把人力成本给降下来，就能换取最大的利润，这样就会拼命地降低人工。而这个活是脏累的，当地人不愿意干，也挣不到太多钱，于是滋生了砖厂主雇一些呆傻的人或者是去车站找这些人，不给或者给很少的报酬，让他们做这样一项工作。如此形成了类似于奴工的现象。凡事都是有源头，这个链条上，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记者赞同他的观点，并提出了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有许多网民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质问黑砖窑事件怎么不见有人出来辞职？我们知道这件事可能震动到中＊央、三江省省长也出来道歉了，但是怎么不见有人辞职，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一些事件的问责是应该的，更重要的还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推出劳动合同法，如果从制度上对这个事情予以监管，可能会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建立一些长效机制，可能比有些官员问责会更加重要一些。至于该对谁问责或者由哪一级的官员承担责任，不是我们调查组说了算的，我们需要的是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找出来，把解决的办法建议提出来让上层决策。”

记者点头，“确实如此。”

曾家辉补充道：“事前监督远胜于事后问责，悲剧发生了再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总是很晚的。对于你们记者来讲，有新闻素材了，有事可做，有事可报了。至于该不该问责，由谁问责，大家不必围绕这个问题做无用功，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先把事实尽可能还原给大家，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随便提供一个好消息，全国人大已经强烈抨击了三江黑砖窑事件，并提出尽快通过劳动合同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政策实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按照一个法律的程序，按照一个正常制度来约束或者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整治，杜绝此类非法用工的现象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类似奴工的现象，而且这不仅仅是在砖厂，比如说在一些煤窑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行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从新闻记者来讲，还是从国家官员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而在曾家辉的眼中，不管是黑包工头也好，是村干部也好，是砖窑窑主也好，还是被非法使用的这些童工、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工人，为什么基本的人性在整个事件中看到的很少，他觉得很心寒，这些只能用规则、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