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方面的人员解答：“这近两千人举报涉及到30个省，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有。其中18岁以下的两百多人，成年人最多，年龄最大的都超过八十岁了，一个东北群众说自己一个亲戚在抗战时期就被日本人抓到三江修铁路了，一直没回，问能不能找到。所以，情况很特殊，现在我们只有逐一核对是否有这两千多个人，不过目前对上的寥寥无几，只有几十个，大多都不在我们这里。”

曾家辉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吩咐，“好好接待这些举报电话与举报人。”

“我们的民警接电话可是受了不少气。我们的一个民警说，一个在外地火车站丢失亲属的人给警方打电话，我们问他们丢失的时候亲人是否精神正常，对方说反正丢的时候是正常的，意思是到了你们三江省是不是被迫害的不正常了，就不知道了。唉。”

曾家辉知道在各种渠道的舆论压力之下，警察干这事儿确实也怨言，可咋办？事件出了，关键是做好工作，只能安慰一番算了。

可接下来的情况，他就无法安慰这些警察了，当地安排一百名警察找到砖窑带回来的一百人，整整问了一个晚上，结果这些民工都声称是自愿来的。其中有十多个民工说，“你们要是出路费，我就回家看看，我们说好，掏路费送到车上。”

曾家辉了解这一情况后，亲自去看望这些民工问情况，“砖窑承包商说你们住的屋子从没锁过？”

“有这事，我之前跟一个人有纠纷打闹起来，就是自己跑过的。”

这让曾家辉不解，这些民工怎么了？

没解救的时候，全都说自己是被迫的，现在竟然有人反供了？

而且一个警察还出来作证，“我们以前对个别包工头和窑主拘留并罚了款。有一个民工说要结算工钱，算下来有八百块钱。在我们警察出面的情况下，包工头还多给了两百，说是民工的返家路费。”

“那这名民工家是哪的，现在哪儿？”

曾家辉显然觉得这警察的话好像不实。

果不其然，这名警察说：“记不清了。”

而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警察内部也有一些人员被当地扣押审查了，竟然在调查组调查时期，他们自己开始让纪检部门搞起了渎职行为查办。按石城县委书记高原的说法，检察机关组成工作组已在石城县开始处理相关责任人。石城县各级官员已经被要求写出事件前后每天的具体工作，以确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