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大队，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基层三级管理架构。

在满清治下，县官便是最基层的官员。

再往下也有里长、保长这些基层管理人员。

但是县里面对这些里长并不实行直接管理。

里长、保长通常都是由当地的士绅大户兼任。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税收。

大户掌握了收税的权力，天然会将这些税从自己的头上转嫁给百姓，这就是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然后这些人再通过向无地的百姓发放高利贷，以达到兼并他们土地的目的，最终让这些自耕农破产。

而华族的制度弥补了一些漏洞。

乡镇公所的官员也是华族的正式官员。他们对各个生产大队有直接的管理权力。

他们通过委任生产队长，将这种权力延伸下去。

另外华族恢复实物税收，农民只要等收获之后，从收获的粮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镇公所的粮仓中便可以了。

华族官府在每个乡镇公所建立粮仓，管理税粮和地方上的救灾粮食。

这也让农村地区增强了抗灾害的能力。

曾国藩还发现了一点。那就是华族的正式官员资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来说就是扩大了编制的范围。

乡镇公所的官员成为了最低级别的官员，要是在满清时期，这些位置顶多是由普通的吏员担任。

而吏员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

华族的官僚体系给了这些人上升的空间。因此同样的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为作风却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任何时代，中下层的人失去上升空间都会产生灾难后果。

黄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们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要是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成为国家的精英阶层。

那么黄巢可能会帮没落的大唐解决掉藩镇割据的问题。洪秀全也许会帮满清开启洋务运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们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权力体系。

在俘虏营，曾国藩在理论上认识了华族。在老家的这段时间，他又从实践方面，深入了解了华族的基层管理模式。

通过直接管理，让普通百姓免遭过多的不必要的盘剥。资源能够更多的集中到国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剥削非常重，但是最后真正到国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历朝历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想想当年的大明，偌大的国家，一个富裕到南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一年的货币税收仅仅是几百万两白银。

还不如一个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国藩在家中闲来无事研究华族基层管理架构的时候。

上面来人了。

来的人是他的曾经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几岁，仪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欢研究学问，身上有很浓的书卷气。

他与汪士铎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张轻徭薄赋，治理贪腐，与民生息。

他认为只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国家自然会强大，也不会再出现匪乱。

他认为混乱的源泉在于官府的压迫与剥削。

而汪士铎则认为百姓是混乱之源，只要减少人口便可以让国家恢复安定。

汪士铎这样的人，华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虏曾国藩之后就将其给放了。

这些人也就只会动动嘴皮子，还没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况，学术上有一些这样极端特别的声音，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