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层面很难衡量，我们通过数据出发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很早之前就得到了回答。

我想之所以你们来找我以回答钱老之问为主题，做这个访谈节目，应该也是从感性层面的需要。

过去如果我们这么说，大家是缺乏感性认识的，论文数量和论文质量离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而日常新闻中又动辄是技术封锁相关的新闻。

时不时看到新闻里提我们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独立自主，这不正是说明现在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还没有实现独立自主吗？

这样的感性认识让我们不敢去谈论我们已经解答了钱老的提问。

实际上在我的观点里，我认为我们很早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至少我们从很早之前，在科研领域我不说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们，但至少也是和他们并驾齐驱。”

陈元光不想把话说的太满，收着点说给自己留点余地，总归不是一件坏事。

主持人听完后眼前一亮，因为采访这件事本身就需要有可以往下探讨的空间，被采访者如果把话给说绝了，那就很难顺着这个话题接下去了。本身这次访谈央妈方面就留了足够的时间给他们，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时间限制。

如果陈元光说我们就是第一，已经赶英超美了，然后再用论文数据作为论据，那这个话题就直接聊死了。

因此在央妈内部，主持人们都喜欢采访陈元光，因为自由发挥空间大，然后又经常能爆点，更别谈全民关注度层面也是给自己的一次曝光。

像采访陈元光这种机会，大家是需要争抢的。

“光神刚刚有提到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很早就赶上了发达国家，以及赶超和大众认知之间的脱节，这种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能不能展开聊聊？”主持人说。

陈元光稍微停了一下，斟酌了一下语言之后说道：

“单纯从科研人员能力、科研成果、科研内容上来说，我们和除阿美利肯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的差距更多是在，近代无论是理科、工科还是文科，都是从西方开始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最大的优势正是在这方面。

太多细分领域的问题都是西方科学家开创的，国内的科研工作者们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是最大的。

哪怕东大的科学家有类似的设想，我们在过去也缺乏资源去把构想实现。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高琨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科学界的前辈，靠着光纤领域的开创性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主要贡献是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光纤的可行性，并在未来实际推动了光纤在通信领域的发展，他绝对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

如果他当时在国内，国内在那个时候，首先没有条件去判断他的研究方向是否可行，因为那时候国家很穷，60年代的时候你搞这些前沿研究，看不到回报，也讲不清楚到底有什么用。

因为那个年代哪怕高琨先生在阿美利肯，他也是在全球各地去游说这些玻璃制造商们赞助他研究用于通信的新型材料。

即便在国外尚且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去获得资源，在当时资源匮乏的国内更无从谈起。

而早期国内在学术领域又是相对封闭的状态，很难有机会大量参与国际的学术会议。

因此像钱老的提问，我认为从根本上还是资源匮乏导致的。资源匮乏导致你没有试错成本，没有试错成本自然创新无从谈起。

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资源。

我们可以画一个公式，人才是需要培养的，创新性成果是需要资源投入的。

成果等于资源投入、创新模式按照某种系数去做乘法，当资源投入不足的时候，创新模式的效率再高，系数再大，成果也就无从谈起。

而人才同样等于人口乘以比例再乘以人才培养模式，这里的人才培养模式又会和人均教育资源投入、培养筛选机制的效率等等挂钩。

比例则是指，适龄人口中适合做研发的比例，总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做研发，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兴趣。

大致就是这样，而无论是创新模式还是说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国家的这两块都是学习的国外，在国外培养模式基础上做了本土化改造。

如果真的改成系数的话，和国外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我们站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再给后世提问的话，那就是如何改造这个模式，能够让我们这两块的系数更大。

因为资源投入肯定会随着生产力增长持续增长，这种时候，另外的因子增长就变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