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公爵的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焰，就像是此时他并不是坐在舒服的大宅，而是站在滑铁卢的高岗上：“我早就说过，让辉格党执掌政府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他们当中又混入了达德利、帕麦斯顿、戈德里奇这样的坎宁派，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阿巴斯诺特夫人听到这儿，立马就明白威灵顿公爵为什么会与前首相坎宁爵士常年积怨了。

当年两个人的分歧主要在于不列颠的外交政策上，坎宁爵士主张承认承认那些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也主张英国应该帮助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独立建国。

然而这样的立场却让公爵心中感到不快，他屡次向坎宁爵士当面表示。

“考虑一下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爱尔兰即将发生的一切。那里的前景并不美好，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南美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有可能会让爱尔兰的爱国者们担惊受怕。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能鼓励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起义。

我们不能让动乱、自私自利、证券交易、宗教摩擦来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由叛乱省份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你认为哥伦比亚的起义军并没有犯罪，玻利瓦尔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叛党，那么你就同样不能惩罚倡导爱尔兰独立的奥康奈尔。

至于希腊，我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的压迫着当地的人民，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憎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产生任何合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属于希腊人自己的新国家，就必须让它建立在现代民主原则之下。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发现俄国人正在动用他们的手段不断地向希腊传播着他们的理念与影响，试图将希腊打造成他们进入地中海的桥头堡。因此，如果我们依旧坚持现行政策，那么对于建立一个以不列颠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新希腊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威灵顿公爵与坎宁爵士的摩擦，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与坎宁派议员们日渐疏远的关系。

而老公爵执拗的脾气则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的恶化，在坎宁派议员决定集体退党的前夕，威灵顿公爵不仅没有挽留，反而还撂下了一句：“告诉达德利和帕麦斯顿，如果他们打算同赫斯基森一起离开，我不会反对，而我也绝不会像三孙子那样乞求他。”

尽管这种说法不太文雅，但都是老实话。威灵顿公爵做不到像是坎宁派那样两副面孔待人，他常年担任战地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始终坚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对于一名将军来说，你必须说话算话。

威灵顿公爵开口道：“所有的这些文件、议会改革法案其实都与原则无关。我听说过一大堆辉格党的原则、保皇党的原则、自由派的原则、坎宁派的原则，但是我得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准确定义，也没能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那么多原则，在我这里，只有一套原则，那就是不列颠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可以豁出命守卫它。为了它，我在滑铁卢战胜了拿破仑。为了它，我在天主教解放上‘包围’了国王陛下。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都没能毁掉的东西，我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被辉格党给葬送在和平时期了！”

阿巴斯诺特夫人闻言，颇有些受到震撼。

她望着威灵顿公爵站在那儿，就好像这位八国陆军元帅正在发表他的决战前动员演说。

“阁下，我明白您的心情。您也明白的，在过去的这二十年岁月中，我始终是站在您的身边。在伦敦的政坛，除了您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能让我这么感兴趣。不列颠陷入混乱已经很长时间了，而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头现在也不安宁，这种时刻，正是需要您挺身而出之际。”

威灵顿深吸了一口气，他坐在阿巴斯诺特夫人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哈丽特，在这种时刻，有的事要想解决，就只能依靠你的社交能力。我不瞒着伱，托利党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除了我最信任的一部分老下属以外，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见我。

而你则拥有扭转他们想法的能力，我拜托你，不论是看在我们友谊的份上，还是看在这个国家的份上，把他们带到这里见我。我委任你做我的军需官，我将在这里重新征召我的轻骑兵，将火炮运往前线重组我的防御阵地，你负责袭扰他们的侧翼，而我则会用我的浅红阵列向辉格党发起突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