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俩所述言论便可以捉摸到宪政会和中华党的差异，尽管总体立场皆为中、中右，但推崇沙文主義的后者无疑更倾向于尽早开启战争。

大明权贵们的政治诉求本质上是为了牟取利益，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决定政治”的一种体现。

不过，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明的演变模式和体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举步维艰。

相对温和的强制赎买土地这一政策取得的成果虽然显著，但巨大的财政需求使其施行的广度有限。

由于成员来源繁杂，宪政会的内部意见很少能够统一，这是一个虽然称不上松散，但大多数时候都难做到同心协力的集体。

眼下他们的观点之一是最为保守的，也就是维持现状、亦或是暂停土地公赎，本质上就是团结大明的一切階层。

另一观点就是皇太子所主导的，在战争开始之前整个大的，如此能够为接下来的备战和战争打下更好的基础；而待战争爆发后则中止这项政策，以缓和不满。

与大明宪政会相比，中华党则要统一的多，其主流看法恰恰是待战争爆发以后再推行一场雷厉风行、规模浩大的公赎，所需的巨额资金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充抵。

“大明各地的差异比臆想的要大得多，记着这一点的人却没多少。做决策时不可空洞，若不贴合实际如何能行？务农者、当工者几何？土地状况如何？须知拥田百亩与拥田百顷之人不可同类而语。”皇帝如是说道。

“可…总归要有个大方向。”朱立锲回道。

这个答复让皇帝微忿，他把筷子往那白瓷筷枕上一搁，发出清脆的“咵”的一声。

“小火慢炖也好、大火煎炸也罢，目的是在做出一道好菜来。我看宪政会连要做什么都没想明白，为了赎地而赎地，可笑不？”

“内部混沌一团，天天吵，这不好。近些年，宪政会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姜润存此人着实不堪。”

所谓的姜润存就是宪政会这几年的一把手姜津录，这件事是个引子，让皇帝对于宪政会的不满明显的表露了出来。

当然，这也是在变相的批评朱立锲。

不过朱立锲并不服软，硬生生地回道：“父皇，宪政会的事姑且不提，单论公赎田亩，三十六年迄今两年，江西、浙江、湖北三地的经济涨势显著减缓，尚不及前些年；农户所受压迫甚重，极易受鼓噪。不管作何想，这都是势在必行的举措，哪怕只是做样子。”

“你有你的顾虑，我有我的考量！”皇帝用不容置疑地语气说道：“此事打回原样，沿用去岁的开支，停了那新添的国债。”

父子俩的交谈把大年初一好端端的午饭弄的颇为冷峻，朱泠婧相当无奈，她瞥了一眼一直默不作声、埋首吃饭的弟弟，然后把目光收了回来。

这个同父异母的皇弟年纪还小，尚不及弱冠之年，而且也相当的我行我素，喜欢捣鼓自己喜欢的事物。

形象说来，就是朱厚照第二。

鉴于朱立锲的储君之位稳稳当当，所以也不存在什么争权夺位的可能性，索性就悠哉悠哉的过日子了。

相比起对皇太子的批评，皇帝对朱泠婧的语气就要舒缓多了，“时刻记着你自身境况，要自主，不可忘形。”

意思也很简单，要牢记自己的皇族身份，地位虽然超然，但言行举止都代表了皇族，做事必须瞻前顾后。

“谨遵父皇教诲。”朱泠婧立刻应了。

从宏观上来看，至昌三十八年完全是分水岭的一年。

根据去年年底敲定的财政预算案，大明今年的财政支出计划为253亿圆，其中军费分配到了96亿圆。

至昌三十六年可以看作较为正常的、和平时期的预算分配，财政支出计划为241亿圆，其中军费61亿圆；最终支出略多于计划，为242亿圆。

至昌三十七年因为基本战备法案的缘故，财政支出计划为248亿圆，军费69亿圆，但因为曹州大地震的损失和赈济，实际支出又多增一笔。但是在总体上依然是收支平衡的，未出现赤字。

今年计划的军费跃升至96亿圆，相较于去年，军费一下子陡增了37%之多，具体分配为陆军29.6亿圆、海军34.5亿圆、空军31.9亿圆。

这还只是战备的开支，考虑到今年要进行对东瀛之地的特别军事行动，实际军费开支必定远远不止。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成千上万人所需的给养大部分都得千里迢迢从本土运过去。

这还只是陆军罢了，海军的战列舰加满燃油要六千多吨，一发十二寸半高爆弹价值三千多圆，国之重器威武归威武，烧钱也是真的烧钱。

空军战机的维护保养同样昂贵无比，航弹的廉价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被嗤之以鼻的“地瓜”——五十公斤的轻型航弹每一发都相当于京城白领半个月的薪资。

根据兵部的估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额外支出的军费大约在三十亿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