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着广袤无垠的宇宙，察觉自身的渺小，以及星田上的大有可为。于是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

当时太阳系内圈的“领导主义”，还在设想多种多样镇压星田的方案：例如展开粒子波动有效率的破坏田园。甚至设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卫铿投降。

但是随着内圈外派到星田出差的人员反水，一切空想就化为了泡影。

40世纪人嘲笑38世纪那帮领导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行动是如此愚蠢，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两种文化理念在较量中，相互之间是存在巨大隔阂，隔阂存在就会产生错误理解。

正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对欧洲列强的错误理解，以及二十一世纪老欧白们对东方的持续错误执念。

38世纪，太阳系中心处于“天命昭昭，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我就在罗马”的海洋系文明思维。忽略在另一种文化中，江山社稷对农业民族有着天然号召，“握命于天，既寿永昌。”（授改成了握）…

……

40世纪随着“星田区”对高能粒子信息加工技术进步，一簇簇智能粒子以亚光速的速度在太空中稳定转弯圈地，形成天空田字格。值得一提是“智能粒子”最终会跑完几个光年后，能级下降失去能量，但是星田的“作坊”对这种粒子总产量支撑的起这种消耗。

“种田”体系愈发完善。

太空对于传统碳基生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质和能量极为的稀薄，无法汲取到足够的负熵。

当然，这个问题亘古就存在，在长江黄河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猎物不够吃了，怎么办？经营农田，而农田产出不够怎么办，那就从靠天收，变成精耕细作。

农田所获取的，就是维系生命的负熵。

中华文明一直是追求这个“负熵体系”的可利用效率。

地球上的战国时期，六亩地可以养活一个劳动力，到了宋代时，太湖流域由于牛耕，曲犁等技术运用，一亩地可以养活一个人。

星际时代也是这个趋势，37世纪末期第一代星田时候，柯伊伯带外临区，六百七十个立方天文单位的星田，能为一个碳基人类的生命活动，提供足够的信息焓！而现在效率提升了三十倍。

田园派在这段时间中，建立起了“星际气候学预测”，例如北斗七星是三千年一个变化，恒星和恒星之间的挪动，会让星际风有所差异。

现在太阳系外的这一大片田园，必须去思考老天爷（宇宙星际频率）是否赏饭吃。

一万年前黄河先民们仰望星空，祭祀天龙座，测算四季，天人感应，现如今的星海田园仍然是在这么做的。

只是星尘中农夫不再是碳基人类，而变成了在田野中闪烁着光线，游动的“龙”。